四明山上的妈妈们

年轻时期的谭启龙

宁波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合唱团在表演翁大花的故事。

2006年，裘明星（左）与谭大凯亲切相见。

余姚市梁弄镇西侧，有一座纪念碑林，坐落在狮子山落地梅花坪上，掩映在苍松翠柏之中。

这里曾有过许多红色的记忆，是新四军浙东游击队挺进梁弄时，打败敌伪军的战场。

今年3月30日，宁波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的老同志们在纪念碑林前，祭扫浙东区党委和浙东纵队的20位先辈先烈。

当年开创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先辈们，大多来自江西、四川、福建、上海和浙江等地，可他们逝世后，都想回到浙东，回到四明山。

因为这里，曾是他们挥洒青春热血的地方。

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原因：他们的孩子曾被四明山的妈妈们养育长大。

这是一生都斩不断的亲情牵绊。

记 者 陈也喆 通讯员 周雅飞

两难境地

１９４５年１０月，秋风瑟瑟，狮子山的冷空气来得早了一些。谭启龙与他的爱人严永洁奉命紧急北撤。

谭启龙是江西永新人，有一张温文尔雅的书生脸。他对四明大地充满了深沉的感情。

抗战时期，他挺进浙东，使浙东成为全国１９个抗日根据地之一。

解放初期，他担任浙江省委副书记，听说奉化溪口的蒋氏住宅遭到破坏，特意赶到溪口，要求将蒋介石住宅的家具、摆设都恢复原貌。

这是后话。当时，谭启龙是新四军浙东纵队的政治委员、浙东区党委书记。北撤的时候，他的儿子谭大凯只有两个多月。

如果带走孩子，路途迢迢，千辛万难，根本无暇顾及嗷嗷待哺的婴孩；如果留下，反动派一定不会放过襁褓中的孩子。因为他是浙东有名的谭政委的儿子，况且，谁能舍下骨肉之亲？

是否带孩子一起北撤，成了一个难题。正当谭启龙夫妇为这事愁得焦头烂额时，一个山村妇女主动站了出来：“我愿意跟随部队北撤，奶养你们的孩子！”

一步一回头

这个山村妇女名叫翁大花。她没读过书，目不识丁，可是她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朴素信念：新四军驻扎在四明山，山里的人民翻了身，如今是时候报答他们了。

而且，她的心里已经萌生了一个念头。

然而，谭启龙并没有批准她的请求。一方面，翁大花的儿子也刚出生，只有四个月大，也是离不开母亲怀抱的时候；另一方面，这一走，艰难险阻，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不知道何日是归期。

“你不需要做出那么大的牺牲，我们会另外想办法的。”谭启龙劝阻她。

“不，我一定要去！”翁大花的态度很坚决。她说到做到，把自己的亲生儿子裘明星托付给妹妹养育。

谭启龙见她心意已决，时间也不多了，只能同意她提出的随军计划。   

按照政策，临走之前，翁大花的家人可以去领取２５０公斤的谷子。可是她看到战士们因为常年吃不饱饭而萎黄的面色，毅然拒绝了这些粮食。

丈夫有体力能养活自己，儿子由妹妹照顾，自己跟着部队，饿不着，倒是把这些谷子匀给战士们，还能应付一段时日。翁大花拒绝的理由很充分。

临行的前一晚，翁大花的丈夫默默地拿出两只谷箩。这谷箩曾用来盛装夫妻俩辛劳耕作的稻谷与蔬菜，而现在它用来装两个孩子，给妻子送行。

丈夫在谷箩里铺上厚厚的箬壳，再在箬壳上铺了一层又一层的干草，这样婴孩就不会因为清晨的微寒而着凉。

那一晚，丈夫沉默，翁大花也没有什么话可说。她把家中所有的破衣烂衫都翻了出来，在昏黄的烛光下，把破洞补了个遍，再一件一件地洗干净，晾在细绳上。

这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不能照顾到家里，只能让丈夫别穿漏风的衣裳，冻坏了身体。

第二天晨光熹微，部队出发了。丈夫起身披了件衣服，把熟睡的儿子轻轻放入谷箩，再把谭启龙的儿子谭大凯放入另一个谷箩。

寡言的丈夫，挑起那担晃晃悠悠的谷箩，一步深一步浅地送别妻子。直到部队下达“送行人止步”的命令。

翁大花把装着谭大凯的谷箩接过，挑在自己肩上。她一步一回头望着丈夫与孩子。一边挥手，一边泪水止不住地流。

丈夫倚在村口，等到妻子的身影渐渐消失在山村的小径上，才返身回家。

“儿子呀，不哭不哭，快快长大，等你长大，妈妈就回来喽。”丈夫逗弄着啼哭不止的小儿。

望着空荡荡的茅舍，他的泪在眼角沁出。

一个红本本

翁大花一走，杳无音信。丈夫的心，天天盼着她回来。那时没有电话，又不会写信，找人写也不知道该寄去哪里。

就这样盼着盼着，他们的孩子裘明星渐渐长成了一个小男孩，会喊“爸爸”，却从来没叫过“妈妈”。

裘明星５岁的时候，宁波解放了。丈夫心里琢磨着翁大花应该就能回来了，不料盼来的却是一个红本本。

这是一本“革命烈士证明书”，上面有“翁大花”三个触目惊心的楷体字。

其实，那年翁大花离开四明山，她早就想好了，她不仅要照顾谭启龙的儿子，还要当一名光荣的革命战士。离开家乡一年后，她参了军，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只为一声戍角，一个大字不识的女人从金黄的稻田走向飒爽的八方风雨。只是这风雨是腥风血雨，是枪林弹雨。

第二年，翁大花不幸牺牲于山东沂蒙山上。她去世的时候，是一位母亲，也是英雄儿女。

这是翁大花的丈夫第一次收到关于妻子的讯息，没想到却是死讯。这样的结局，并不意外，曾无数次在他的梦里闪现，可是他从来都不肯相信。直到翻开这个红本本，他才抑制不住地嚎啕大哭。

这一幕被年幼的裘明星深深地记在心里：“我一直对母亲又爱又恨。恨的是她生了我，却没有养育我，使我从小失去了母爱。我对母亲的印象，是从姨妈和父亲那里得来的。懂事后，我又非常敬佩她，为了革命事业舍小家顾大家。”

一封亲笔信

收到谭启龙的亲笔信时，翁大花的丈夫还没有从丧妻之痛中缓过来。

他让村里识字的人念信，信的大意是，如果他们愿意，谭启龙将接他们父子俩去杭州，裘明星可以跟谭大凯一起在杭州念书。

几天后，谭启龙派人来接他们父子，让他们启程去杭州，食宿都已经安排好了。翁大花的丈夫婉拒了这一切。他不想离开家乡，不想离开与妻子初相识的地方。

过了一阵子，谭启龙又派人接翁大花的父亲去杭州。翁父在杭州住了一个多月，谭启龙夫妇悉心地照料他。

然而，翁父毕竟是劳作惯了的山里人，不习惯城市里安逸的生活，不久便回到四明山老家。

尽管翁大花的家人最终都留在山坳里，没有去杭州投奔谭启龙，但他们两家早已结为亲人，谭启龙当裘明星是儿子，裘明星管谭启龙叫“爸爸”。

后来，谭启龙带着谭大凯到四明山认亲。他要让自己的儿子永远记住翁妈妈的哺育之恩，也永远不要忘记狮子山下还有一个亲兄弟。

谭启龙逝世后，没有把骨灰埋在家乡，而是与一些老红军一起葬在了狮子山下。

翁大花的故事，只是其中一个。还有当时的浙东游击队政治部主任张文碧的儿子张溪、浙东四明地委书记陈洪的儿子舒小洪等等，都是由四明山的妈妈们养育的。 

战火纷飞的日子早已离我们远去，那些妈妈们的故事却代代相传，永不止息。

（感谢宁波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提供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