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个孤儿的母亲——徐锦华与国际灾童教养院

徐锦华

竺梅先

　　她原本可以做一个娴静优雅的阔太太，在上海洋房里闲敲棋子落灯花。

　　然而，国难当头，她奋不顾身地纵身入火，只为那一张张病恹恹的瘦脸。

　　他是资产雄厚的实业家，为了拯救600多名在战争中失去父母的儿童，他倾家纾难，无私献出自己的全部财产，甚至是生命。

　　她是徐锦华，他是竺梅先，他们是一对患难夫妻。

　　在日本帝国主义蹂躏神州大地时，他们在奉化山脚下寻了僻静之处。以青山为墙垣，以绿水为屏风，开辟了国际灾童教养院，抚养教育600多名孤儿。

　　这些孩子中，就有后来与习近平主席一同为“独立自由勋章”雕塑揭幕的抗战老兵焦润坤。

焦润坤

　　今年91岁的焦润坤回忆，当年的教养院，像一个大家庭，男主外，女主内。竺梅先整日在外筹钱购粮，很多时候，是徐锦华这个柔弱的女子，一手撑起这个庞大的家。

　　记者踏上这片土地，已是70年后的初夏。岁月悠悠，教养院早已辟为水库。一座八角亭子里，一块“国际灾童教养院故址”的石碑赫然在目。

　　只有那山在，水在，树在，像一方纸镇，深情地凝住那些散落在历史的尘埃里，美丽而沉重的故事。

　　那位穿士林蓝旗袍、白色绒线开襟短衫的女子，似乎盈盈地走来。

　　记者陈也喆/文

　　记者崔 引/摄

“国际灾童教养院故址”的石碑

　　“日寇侵华，造成多少孤儿啊”

　　1937年的上海，炮火连天，血光盈门。孩子的哭喊声，母亲的呼唤声，在沦陷区的上空盘桓。

　　一位50岁左右的男人，鼻梁上架一副金丝边眼镜，一脸和善。坐在黑色的小轿车里，像一位儒雅的教授，他是竺梅先，身边是秘书徐无生。

　　竺梅先是谁？他是上海滩响当当的“竺大班”，是中国造纸业先驱，早年参加孙中山的同盟会，后来弃政从商，倡导实业救国。

　　车子缓速向前，一家酒店门口，围着一群人，几个小混混正用皮带鞭打两个孩子。孩子的衣衫褴褛，骨瘦如柴，男孩护着女孩大喊：“她没有偷你们的东西，只是吃了你们吃剩的！”

　　竺梅先忙下车，喝住：“不要打孩子！”小混混见这阵势，四处散逃。

　　他俯身问男孩：“叫什么名字？爸爸妈妈呢？”

　　男孩惊魂未定，怯懦地说：“我叫焦润坤，13岁了，是常州人，日本鬼子的炸弹落下，满街都是尸体，我跟父母失散了。女孩叫蒋桂珍，是上海人，父母被日本人炸死了。我们好饿。”

　　竺梅先听到这里，沉默了。他想到自己的童年，在奉化后竺村的一个穷苦人家，放过牛，当过学徒。他明白饿肚子是什么滋味，胃和身体一样焦灼，那种抓耳挠心的感觉，他一辈子也忘不了。

　　“无生，你去买些大饼，把他们送回公馆。”竺梅先嘱咐秘书。

　　马路上到处是逃窜的难民。有个妇人躺在马路上，竺梅先下车一看，发现她已经死了，身边还有啼哭的孩子。

　　大家七嘴八舌地说开了：“日本鬼子看见女的就强奸，再用刺刀捅死。这个女人逃出来，还是死了。可是小孩怎么办？”

　　竺梅先把孩子抱上车，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日本人侵华，造成多少孤儿啊！”

　　“竺先生，你不会想办孤儿院吧？”

1939年春，国际灾童教养院部分师生长途跋涉到奉化县城进行抗日救国宣传演出。

　　第一批收养500多孤儿

　　徐秘书知道，竺梅先又动了恻隐之心。

　　淞沪会战爆发时，竺梅先捐了一架飞机的钱，还建了两所临时伤兵医院。

　　竺梅先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我们都要为抗日救国踏踏实实做一些事情”。

　　徐秘书猜得没错，第二天，竺梅先就到宁波同乡会陈辞：“战争孤儿，流落街头，不能见死不救。我的夫人徐锦华师范毕业，当过律师、战地护士，有胆有识，很喜欢孩子。我和她商量过了，尽我所有，把这些孤儿收容起来，办一个灾童教养院，既要教，又要养。”

　　杜月笙带头鼓动：“国难当头，商界救国，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虞洽卿提议，将教养院冠以“国际”两字，少一点日本人骚扰。

　　竺梅先点头称是。还有几个董事提出，由他们来游说德国、英国、法国等外商当董事，这样就坐实了“国际”的名头，为孩子们保驾护航。

　　“国际灾童教养院”的院名确定后，竺梅先还让画家沙耆的父亲、精于建筑的沙松寿老人找到了一个幽僻清静的地方———奉化泰清寺。

　　没有电灯，就用煤油灯照亮寂静的夜；没有自来水，就拿一节节碗口粗的毛竹管，导引山涧的清流；没有操场，就自己动手搭建简陋的篮球场、土单杠。

　　1938年9月，轮船载着第一批500多名孤儿，最小的4岁，最大的15岁，缓缓地离开上海码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