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润坤参加抗击日伪军的三五支队
徐锦华与国际灾童教养院
(部分图片由奉化市档案馆提供)
记者陈也喆/文记者崔 引/摄
600多个孤儿,在徐锦华的庇护下,有饭吃,有衣穿,有书读。可他们心头仍然时时盘桓着炸弹声中父母的最后一声哀嚎。
感怀触绪,长歌当哭,徐锦华带领老师们用爱与音乐抚慰受伤的心灵。
然而,最担忧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日本人来了。
徐锦华大义对日酋
徐锦华想到,大多数孩子的父母被日本人炸死,教养院平常也做了不少抗日宣传,他们对日本人一定恨之入骨。
她对男老师说:“你们一个人管一个教室。告诉孩子,现在不是报仇的时候,千万不要莽撞。”
徐锦华还是不放心,跟学生们叮嘱:“不管发生什么事,你们都不要抬头看。”
上了刺刀的日本兵过了琅溪桥,直往教养院的大门走来。
“大日本皇军前蔚寿山到国际灾童教养院巡视。”翻译走进院长办公室。
“国际灾童教养院院长徐锦华。”张月楼用流利的日语翻译。
“你是日本人?”前蔚寿山疑惑地问张月楼。
“我是中国人。十年前在贵国早稻田大学学习机械,回国后在造纸厂做技师,现在是教养院的老师。”
徐锦华把准备好的各国董事的证书给日本军官看:“这里是国际性质的教养院,全院几乎都是战争孤儿。我是他们的母亲。”
前蔚寿山的目光渐渐平和下来。他带着日本兵,列队进院,一个教室,一个教室地查看。
孩子们都很听话,一个个盯着书本,瑟瑟发抖,没有一个人抬头张望。
前蔚寿山转身问徐锦华:“如果我在中国阵亡,我的子女成了孤儿,你会收留他们吗?”
“首先,我不希望阁下的子女沦为孤儿,万一发生这样的不幸。我们对各国灾童一视同仁。”徐锦华朗朗而道。
前蔚寿山沉默了一会儿,带着手下人走了。
日本人走远后,张月楼捂住狂跳不止的心:“徐院长,我真佩服你!”
正说着,徐锦华忽然脸色惨白,晕了过去。张月楼赶紧扶住她,她缓过来后,虚弱地说:“我刚才太紧张了。”
第二天一早,中医看了徐锦华的脉象:“长期焦虑,气血两亏,兼有惊怖之象。”
蒋桂珍和几个女孩走到徐锦华卧室,倒马桶、烧开水。徐锦华赶紧阻止她们:“你们好好上课去。”
蒋桂珍拉着徐锦华的手:“我们下课了。徐院长,你就是我们的亲娘。你这个病,就是太操心了,让我们尽一点孝心吧。”说着又去煎药。
这时,徐秘书推开门,原来竺梅先回来了,他急切地对妻子说:“听说日本人来了,我很担心你,就赶过来了。”
才说了几句,竺梅先突然剧烈咳嗽起来,吐出一摊鲜血。中医赶紧给他把脉:“竺院长太劳累,急火攻心,我看要长期休养调理。”
竺梅先摆摆手:“老毛病了,不要紧,休息一下就好了。”
竺梅先筹粮途中病逝
1940年秋天,日本人在宁波开明街空投鼠疫病毒的杂物。几天后,开明街爆发鼠疫,许多人丧命。
不久,教养院100多个孩子忽然生了疥疮,焦润坤也是其中一个。瘦弱的他,全身长满脓疮。他拿剪刀一个个剪破,用盐水一擦,蜇得生疼,但是没办法,这是消毒。
晚上疼得睡不着,一片“咝咝”的呻吟声。大早上起来更折磨人,脓血与被子粘连,把棉被一层一层撕开,疼得孩子们哇哇大哭。
这个传染病,是不是日本人投下的鼠疫造成的,谁也说不清。
那时候没有胶囊,只有药粉,苦得要命。孩子们哭闹不肯吃。徐锦华和医生想尽了办法,连哄带骗,用嫩菜叶把药粉包好,塞进孩子的口中,才治好了病。
那些年,浙东灾荒,粮食短缺。竺梅先想尽一切办法,寒来暑往地奔波,为师生们弄粮食。
有一天,竺梅先回来没多久,又要带病去永康采购粮食。徐锦华听到丈夫要走,苦笑着说:“你成年累月地跑,累吗?”
“当然累,累不死。就是感觉对不起你,你一个女人,苦撑这个大家,那才叫累。放心,我这次去永康买粮食,回来一定好好陪你,院里的担子,我也挑一头。”
这一去,竺梅先再也没有回来,抬回来的是他的灵柩。
送葬的山路上,跪满了学生,山谷里都是呜呜的回音。徐锦华戴了黑纱,已经站不稳了,孙佩钧扶着她,听徐秘书念《祭竺院长文》:
“冒暑奔走,实为筹粮,积劳致疾,呕血如浆,公不自惜,病入膏肓……”
竺梅先走的时候才54岁,一个54岁的大老板,若不是为了600多个孩子日夜奔波,怎会早逝?
竺梅先病逝后,一切重担都压在徐锦华身上。最紧要的是经费和粮食。物价飞涨,为了能让孩子们吃饱饭,公司的股票早就被悉数抵押。
汪精卫老婆想当院长
日子越来越艰难。徐锦华无奈地对教职工说:“工资发不出了,你们愿意留,还是走,自己决定吧。”
最苦最难的时候,谁都没有离去。
渐渐地,一日三顿,减为两顿,后来米饭也没有了。玉米、马铃薯,就着一小撮盐吃,偶尔分到红腐乳,就当是红烧肉了。
焦润坤去泰清湖摸螺蛳、捉小鱼。他把一碗螺蛳送到徐锦华面前,她不禁流下泪来:“你正在发育,身体最要紧。”
有个孩子,因为太饿了,上山采野果,中毒死了。徐锦华抱着他的小身体痛哭:“是我没照顾好哎,我对不起他死去的爹娘。”
还有很多孩子因为营养不良,得了夜盲症。天黑时,一个同学拉着一群人慢慢走路。徐锦华很心痛,托人弄来几桶鱼肝油,挨个给孩子喂。
屋漏偏逢连夜雨。一个名叫谢文达的和平军师长径直走进徐锦华的办公室。所谓“和平军”,其实是汪精卫统辖的伪军。
“我所辖的军队马上要招募一批新兵。第一个就想到贵院,院童大多数已到了当兵吃粮的年纪。只要徐院长点头,放多少,我就收多少,这样既减轻您的负担,也让学生们有个去处,岂不一举两得?”
徐锦华一口回绝。
谢文达图穷匕现:“还有一件事,汪精卫夫人陈璧君问起教养院的事,她非常乐意帮您渡过难关,只要让她当名誉院长……”
“我不会把灾童当作给汪精卫脸上贴金的工具!”
谢文达屡屡碰壁,悻悻地走了。
徐锦华愤愤不已:“竟然想拉我的小囡去当汉奸,我敢说,这600个孩子里,没有一个愿意做汉奸。教养院宁可解散,也不会让她挂名。”
大批孤儿从军报国
教养院的女孩十七八岁了,水灵模样,能歌善舞。有人来说媒,徐锦华都亲自过问对方家世,确保嫁过去不受委屈。
有个好人家看上蒋桂珍,来提亲。徐锦华问她如何,她只是脸红:“我听您的。”
徐锦华拉着蒋桂珍的手:“现在我虽然困难,但我的小囡出嫁,怎么也要体面。一只樟木箱,两条新被子,一对枕头,另外赶制一件新衣,以后凡有女童出嫁,都这么办。”
孙佩钧带着几十个同学,一起去苏北参加新四军。还有一些同学被安置到工厂里。
焦润坤与一大批同学,参加抗击日伪军的三五支队,后被改编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第五支队。
临走前,徐锦华对接应的队长说:“孩子们还未出过远门,希望你们善待。”
焦润坤抹着眼泪,正欲跪拜告别,徐锦华连忙阻止:“别哭啊,你们现在是去当军人,军人不能下跪,行军礼吧。”
送走一个个孩子,天也冷了,徐锦华在士林蓝旗袍外加了一件白色绒线开襟短衫,站在琅溪桥上久久挥手:“我们会在抗战胜利时重逢的。”
1943年9月23日,办了5年的国际灾童教养院正式宣告解散。徐锦华与剩下的十余个孩子离开泰清山,回到上海。教养院里的全部财产无偿移交给奉化县立中学。
1946年,徐锦华病逝,与竺梅先合葬于鄞州宝幢公墓。
民族危难关头,有人驰骋沙场,有人救死扶伤,有人慷慨纾难,用爱与生命浇灌一颗颗伤痕累累的心,这是一样的壮举,一样的诗篇,一样的荡气回肠。
特别鸣谢
本文根据焦润坤等人的口述整理,感谢宁波市新四军研究会,特别是王泰栋、方平、楼忠盛、周雅飞等人提供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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