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是一张10元的钞票，还有一张字条：“当你遇到困难时可用这10元钱。”

　　那时候，普通工人工资一个月40元，10元可以买好多天的吃食了。

　　孩子们相视一笑，准备赶路。

　　从金华到丽水的路上，有一家面馆。他们为了纪念一同抗日，奢侈地下了回馆子，每人吃了一大碗面条，拍了一张13人的集体照。

　　浙江省战时青年训练团，在丽水一个名叫碧湖的小镇上。

　　学生们一边读书，一边军训。他们穿上军装，男生的是灰军服，女生的是草绿色军服。

　　空旷的地上铺些厚实的稻草，压一压，就是床铺。

　　训练团的团长由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兼任。掌握政治工作的，是刚从意大利学习归来的省教育厅厅长许绍棣。

　　许绍棣在意大利学了法西斯的一套，非常推崇大独裁者墨索里尼，因此青年训练团在管理上也是那一套，军阀主义严重，动辄训斥，关禁闭，培养学员“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教官甚至在课堂上灌输：“上司说煤球是白的，作为下级，你就得说是白的；明明是鹿，上司说是马，你就得说是马。”

　　在干部配备上，行政人员大都是从国民党军队中抽调来的军官，而政工人员则安插了许绍棣的亲信。干部们分成两派，明争暗斗，闹得不可开交。

　　小港学生们渐渐发现，这里没有大家期望的抗日气氛，有的只是官场上的争权夺利，尔虞我诈。

　　有一次，一个满身脂粉味的女军官从乐群的被褥下搜出了进步书籍，把她叫出去训斥了一顿。

　　这还不够，女军官还把乐群的好友李又兰搜了身，对她进行言语上的羞辱。

　　这一切，都让小港学生们失望反感。他们常常在僻静的溪滩上聚集讨论，为民族的前途、自己的前途而感到焦虑。

　　一天，虞亦博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本《动员周刊》，封面皱皱的，想来是很多人翻阅过，里面详细介绍了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如何教授游击战，还介绍了各地青年怎样通过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奔赴延安。

　　这本杂志很快便在小港学生中传阅开来，他们如饥似渴地读着每一个字，仿佛迷航的夜船见到了微弱的晨曦。

　　李又兰看完后，目光灼灼：“这才是我们真正向往的地方。”

　　汪波年纪最大，在上海工作时就参加过共产党的外围组织，经验比其他学生老到：“只有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可以领导中国人民抗战到底。”

　　林晖对青年训练团也颇有微词：“我们绝不能接受国民党这套法西斯的训练，现在我们知道了延安的消息，不管有多大困难，我们到延安去，到抗日军政大学去！”

　　一个秘密大逃亡的计划，在他们心里酝酿开来。

　　10个小港学生响应了这个计划。可是想要离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穿黑色制服的教官，日日在门口守岗，稍有风吹草动，他们便警觉三分，阻拦训斥，更何况是一支十人的出逃队伍。

　　路费也是紧要的，身无分文，哪都去不了。李又兰于是写信给父亲李善祥，告诉他，这所学校并不是积极抗日的地方，希望父亲能汇钱，支持他们的决定。

　　李善祥看完信后，很支持女儿，当即汇了钱。

　　路费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就是怎样逃。

　　坐船逃离青训团

　　青年训练团星期日不上课，这意味着，他们每周有一天的自由活动时间。

　　汪波预先在碧湖的郊外，租好一条木船，并与大家约定，下个周日的上午，到小河边集合。

　　1938年1月底，李又兰、李锦、李祖宁、林晖等十个小港学生，陆续来到小河边。

编辑： 郭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