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5月18日，张人亚出生于宁波镇海霞浦镇(现北仑区霞浦街道)。父亲张爵谦给他取名静泉，“人亚”是他参加革命后改的名字。
因为家里生活拮据，年仅16岁的张人亚辍学去了上海，在银楼当了金银饰品制作工人。其间，张人亚同顾玉娥结婚，后来顾玉娥早逝。
1921年，张人亚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时称“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当年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当时上海最早也是仅有的几个工人党员之一。
1923年-1928年，张人亚先后担任中共上海地委直属第二党小组组长、中共上海浦东支部联合干事会书记和上海浦东部委书记，后任中共江浙区委宣传部分配局负责人，领导上海总工会机关报《平民日报》筹备工作。
张人亚喜欢看书，也有意识地保留图书等重要物品。其中，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的中译本居多，还有一批中共“二大”“三大”会议决议的秘密文件。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白色恐怖笼罩着上海，中国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在这危急关头，张人亚首先想到的是党的文件和马克思主义书刊的安危。
经过再三考虑，他决定冒险将这些文件和书刊从上海秘密带到宁波老家去，托自己的父亲代为保管秘藏。
1928年，张人亚秘密回到霞浦老家，对父亲张爵谦说，他在上海的住所要搬迁了，请求父亲将他带回来的一批文件和书刊收藏好。张爵谦问他藏到何处时，张人亚说“到时再说”。
几天后，张爵谦装作很伤心的样子对邻居说，他的二儿子张人亚长期在外不归，已不在人世。由于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中牺牲了不少同志，后来蒋介石“四一二”大屠杀，更有大批工人遇难，而张人亚已有好几年没有回家了，所以邻居们也都深信不疑。
张爵谦在家乡的山岗上，为张人亚和顾玉娥修了一座合葬墓。张人亚一侧是衣冠冢，安放的是藏有他带回来的文件和书刊的空棺。张爵谦知道此举事关重大，没有对任何人透露过，就自己一个人默默地守护着，等待儿子回来提取。
1949年全国解放后，张爵谦在上海的报纸上刊登了“寻人启事”，到了1950年，张人亚还是没有消息。张爵谦哪里知道，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张人亚不久就前往瑞金。在苏区，张人亚先后担任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出版局局长兼印刷局局长，出版、印刷与发行了一大批苏区急需的政治、军事、经济、文教等方面的书籍。1932年12月23日，张人亚病故于从瑞金去福建长汀检查工作的途中，时年34岁。直到2005年，张人亚的亲属们通过互联网，在《红色中华》报上看到一篇《追悼张人亚同志》，方知张人亚的下落。
上世纪50年代，张爵谦估计儿子可能牺牲了，而自己也进入耄耋之年。他心想，“共产党托我藏的东西，一定要还给共产党”。
张爵谦亲手将这批珍贵的文件书报取了出来，随后又把三儿子张静茂从上海叫回来，将这些文件书刊，再加上那一张在房间里挂了近三十年的“上海金银业工人俱乐部成立大会”照片，一起交给他，要其带回上海交给党，以了却他二十多年来的心愿。
张静茂把这批文件刊报和照片带回上海后，为了纪念张人亚和他父亲的这一英勇壮举，专门去刻了两枚纪念章。长方形的纪念章上书“张静泉(人亚)同志秘藏山穴二十余年的书报”18个字，正方形纪念章上刻有“张静泉(人亚)同志秘藏”9个字，盖在各种文件书刊上。
1952年7月初，张静茂将部分文件、书报捐给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1959年，张静茂又把其余文物捐给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前身)。
这批由张人亚生前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下来的革命文物中，一件《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决议案》、两件《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决议案及宣言》引起了中央有关部门的注意。中共“二大”“三大”文件集各一本被中央档案馆收藏，另一本“三大”文件集被国家博物馆收藏。国家博物馆珍藏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决议案和宣言》和中央档案馆珍藏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决议案》，均为国家一级文物。
这批文件中，还有一件珍贵的文物——《共产党宣言》。1920年4月下旬，陈望道将《宣言》译成中文。同年8月，《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终于在上海面世，首印1000册，封面印有水红色马克思微侧半身肖像，很快售罄。9月再版，加印1000册，马克思肖像的底色变成蓝色。据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档案记载，收到此书时，其纸张除因年久泛黄、发脆外，整本书基本完整，无明显残损。1995年11月，经国家文物局全国一级革命文物鉴定确认专家组鉴定，确认为一级文物。今年10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上海瞻仰中共一大会址时看到的《共产党宣言》正是张人亚父子保护下来的这一本。
原标题：衣冠冢之谜:中共二大党章背后这对宁波父子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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