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网编前语
大地阳和，气清景明，
又一个清明时节，我们踏春赏景，慎终追远，感恩先烈。
此时此刻，我们感念那些长眠的先烈。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
一个不记得来路的民族，是没有出路的民族。
那些为了国家和民族前途而牺牲的烈士，永远值得我们铭记、缅怀——
为着一个坚定的信念，为了让今日的我们安享幸福，
抛头颅，洒热血，
以身许国，
他们中的多数，牺牲在风华正茂之时。
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
今天，我们大可尽享这芳华般美好的时代，
却不可不知——
他们，不是不愿尽享如夏花绚烂之生，不是不想遍寻味甘若醴之境，
只是，家国使命，让他们义无反顾，
走得坦然，走得壮烈！
不忘初心，铭记历史，感恩时代，
中国宁波网、甬派今起推出2019清明特别报道《追寻王孝和》，敬请关注！
（在法庭上笑对敌人的王孝和）
记者 梅子满 张子琪 吴益丹 孔锡成
清明时节，一张黑白老照片，在网上刷屏！
照片正中，是一位风华正茂的英俊年轻人。他的脸上挂着微笑。要不是，两边站着的国民党军警和被反绑的双手，所有人都会觉得，他的微笑里肯定藏着满满的幸福。
谁会想到，这是他从容赴死的模样！
1948年9月30日，年仅24岁的上海工人运动领袖王孝和，在上海提篮桥监狱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
当时，正在监狱采访的上海《大公报》摄影记者冯文冈，用一架老式的相机拍下了王孝和笑着走向刑场以及倒在血泊中的全过程。
8个月后，上海解放。
这组照片被公之于众。烈士最后的微笑，那种大义凛然的从容，让无数人为之动容。
很快，王孝和烈士的英勇事迹被广为传颂。各种以王孝和烈士事迹为题材的文艺作品，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如今，稍微上点年纪的人，大概都看过一部电影，叫《铁窗烈火》。
鲜为人知的是，“不死的王孝和”竟然是我们宁波人！
“王孝和出生于上海。不过，他的父母则是跑到上海‘挣生活’的宁波乡下人。”鄞州党史办工作人员戴勤锋告诉记者，王父是鄞县福明乡松下槽村人。
今天，伫立在鄞州潘火街道城市之光小区，记者很难想象，这儿曾绿水环绕。
“这儿就是当初的鄞县福明乡松下槽村！”戴勤锋感慨。
在松下槽村，王孝和的父亲王福定，与祖辈一样，以打鱼为生。之后，王福定“洗脚上田”，到上海太古轮船公司船上当了一名烧火工。
而距离松下槽村15公里之外的东钱湖陶公山，则是王孝和母亲的娘家。在那里，离沪回乡避难的少年王孝和，度过了两年多的快乐时光——
远离战争的硝烟，他体验到渔民的疾苦；他转学继续读书，进行救亡宣传，排演话剧；他和邻家小女孩忻玉瑛一起打鱼、捉虾、采菱……
9年之后，这个生性活泼的小女孩，成了他的“瑛妻”。
……
拂去历史的浮尘，穿越70年的时光，宁波人王孝和终于不再漫漶。
然而，王孝和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如何成长为上海工运领袖，如何带领杨树浦发电厂工人在反抗白色恐怖的工人运动中走在前列，又如何在太阳升起之前最终倒在敌人的枪口之下？
最新一期的《东钱湖文丛》，刊发了我市文史作家谢振声老师的文章《碧血长同天地参》。
此文对王孝和烈士的一生作了完整的介绍。
清明来临之际，记者对此文予以编发，以此缅怀英烈。
《碧血长同天地参》
1948年9月30日上午，他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壮烈就义，年仅24岁。
在烈士牺牲70周年之际，谨撰此文，纪念这位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
王孝和。
东钱湖畔
王孝和，原名康智，鄞县福明乡松下漕村人。祖祖辈辈靠打渔为生，他的父亲、舅父、姨父等曾一起在东钱湖打渔。
1924年2月4日，王孝和在上海虹口师善里四号出生了。此时，他的父亲王福定已然在英商太古轮船公司的商船上当司炉工。母亲是东钱湖陶公山人，除在家抚养孩子外，还给别人洗衣服以补贴家用。
王孝和是家里第二个孩子。年幼时，与母亲、哥哥和二个弟弟（后来又有了五弟和六弟）一起挤在一间小小的木板房里，条件十分艰苦。父母认为家里穷是因为没有文化造成的，故下决心宁愿自己多吃点苦，也要想法送王孝和去读书。
八岁时，王孝和进入宁波旅沪同乡会所办的小学读书。当时，宁波旅沪同乡会为培植旅沪宁波同乡子弟，办有10所小学。各小学一律不收学费，所需经费均由宁波旅沪同乡会承担。王孝和没有辜负父母的苦心，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后，王孝和就跟随母亲和舅父，拖着五弟和六弟，挤上难民船离沪回乡避难，住在东钱湖陶公山边的舅父家里。在东钱湖畔，他常与邻居家的小女孩忻玉瑛一起去打鱼、捉虾、采菱，九岁的小姑娘忻玉瑛生性活泼，十分能干，已能挑起生活的担子。
1937年暑假过后，附近的曹家学堂(又名光裕小学)照常开学了。王孝和转入光裕小学六年级继续读书。为了进行救亡宣传，学校除了排演《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歌曲以外，还打算排演几出话剧。老师见王孝和老实稳重，叫他扮演《封渔税》里的老渔夫。当演到老渔夫诉说渔民的痛苦和渔霸的罪恶时，王孝和摸着粘在腮下的胡须，用白围裙拭去泪，台下很多人都禁不住唏嘘起来。
工运领袖
小学毕业后，王孝和离开了东钱湖，只身回到了上海，不久考进位于法租界马斯南路(今思南路)的上海励志英文专科学校。他发奋攻读，课余又在学校从事抄写和杂务工作。在进步同学的引导下，他开始接触《西行漫记》等进步书刊，参加了反对汪伪政权的爱国运动、进步同学组成的读书会及同学自办壁报等活动。在读书会组织的活动中，他结识了中共地下党员许统权，受到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培养，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懂得中国的希望所在。
1941年5月，经许统权介绍，王孝和成为一名中共地下党员。此时，在轮船上当司炉工的父亲由于生病被轮船公司辞退。王孝和毅然决定中途退学，早日参加工作，挑起家庭的大梁。1942年底，他以优异的成绩同时考取了上海电力公司杨树浦发电厂和上海邮局。经党组织考虑，发电厂更需要发展地下力量，王孝和放弃了被称为“铁饭碗”的邮局工作，来到了建于1913年的发电厂。因能说一口流利的英文，他在发电厂控制室里当抄表员。
1945年9月25日，美国资本重新接手电厂后，大批开除工人，激起电厂工人的极大愤怒。1946年1月，上海电厂工人举行了9天8夜的大罢工，王孝和自始至终积极参加，赢得工人们的信任和拥护。当年5月，在征得党组织同意后，王孝和在外面租房与忻玉瑛结婚。婚后，王孝和家成了地下党组织的一个联络站。
在工人中享有较高威信的王孝和还被选为上电工会杨树浦发电厂支会干事，分工负责工会的文化、组织和文书等工作。他在读书会基础上，建立工人图书馆，让工人有条件学习知识，并在工会会刊上发表一些进步的、帮工人说话的文章，承担别人不乐意做的所有繁琐事务。
由于上电工会在反内战的民主运动中站在前列，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于1947年9月宣布解散上电工会，通缉工会干事。1948年1月召开大会选举工会干事，工人代表强烈要求当场唱票，最终王孝和当选为常务理事，并任杨树浦发电厂党团书记。
1948年初，上海申新九厂工人为了抗议不断飞涨的物价和多次被打折扣的工资，要求提高待遇，改善生活，举行了大罢工。反动当局竟在2月2日出动装甲车，用冲锋枪、催泪弹等镇压群众。王孝和在杨树浦发电厂工会总组长会议上，激动地报告了“申九惨案”的情景，并发动群众团结一致，支援“申九”，杨树浦发电厂还以工会的名义发动了大规模的募捐和祭奠活动。由于叛徒冯仁忠的告密，国民党掌握了王孝和等人的活动情况。为了镇压工人运动，国民党反动派对王孝和及其住宅进行了严密的监视。4月19日晚上，国民党特务万一突然去王孝和家里，胁迫王孝和自首，遭到王孝和严词拒绝。万一离开后，王孝和很清楚自己身处险境！在这个难熬的夜晚，忻玉瑛无数次含泪恳求他为出生才10个月的女儿想想、为他一辈子受尽苦难的双亲想想、为他两个年幼的弟弟想想……要他立即去宁波老家暂时避一下。但王孝和在尽力安慰妻子的同时毅然拒绝，在党组织尚未作出撤退的决定之前，他必须坚守岗位。为了保卫党的秘密和组织，他提醒妻子要做好最坏的思想准备，并连夜清理了家中的文件、宣传品等。
从容就义
4月21日清晨，王孝和在去上班路上被警备大队秘密逮捕。王孝和在牢房里备受酷刑，但始终坚贞不屈。之前，敌人编造了《自白书》，并在刑讯中向王孝和出示了叛徒提供的情况，任凭敌人使出“老虎凳”和“磨排骨”等毒刑手段，甚至动用电刑，但王孝和咬紧牙关，直至昏迷，敌人也未得到一个字的口供。最后，敌人强迫王孝和在“审讯笔录”和“自白书”上面签字。当时敌人内部管理卷宗的李耆之对人说：“这家伙（指王孝和）非常的狠，上这么重的刑，一点东西都没有讲出来。”
6月28日，国民党上海高等特种刑事法庭宣判王孝和死刑。9月24日，特刑庭宣布维持对王孝和死刑的原判。地下党组织要王孝和行刑时口号既要保持共产党人的气节，又不能暴露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不能高呼“共产党万岁！”的口号。
一个共产党员在为党献身的最后时刻，仍然必须隐瞒身份！
9月27日，是特刑庭原定对王孝和执行死刑的日子。是日一大早，提篮桥监狱门口人头攒动，其中很多是杨树浦发电厂的工人，他们都想见王孝和最后一面。忻玉瑛挺着还有三周就临盆的肚子，抱着孩子，领着婆婆，哭着喊着，痛斥反动政府滥杀无辜，刚满周岁的大女儿王佩琴伏在母亲的身上不停地啼哭。目睹眼前这幕惨状，人们义愤填膺，口号声抗议声此起彼伏。特刑庭唯恐此时行刑引发民乱，只好关上大门，贴出一张小告示：“今天命令未到，改日处决。”
9月30日，王孝和被押解到特刑庭，听完宣读“执行命令”后，王孝和从容自如，面不改色，还用流利的英语回答了一位外国记者的提问。要求在场记者们主持公道，在报上披露真相。王孝和当场表示不承认法庭的判决，不在判决书上捺手印，还把法警端上的掺有麻醉剂的白酒打翻在地。年仅24岁的王孝和，用鲜血和生命，写下了他向暴政宣战、同独裁抗争的不屈意志。《大公报》摄影记者冯文冈抢摄下一组王孝和临危不惧、大义凛然的珍贵镜头，留下永恒一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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