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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再无"守门人"!武汉诊所医生感染新冠肺炎去世
稿源: 上观新闻   2020-03-07 09:30:00报料热线:81850000

【专题】宁波打赢防疫阻击战发展总体战

(廖庆绪)

  在朋友圈看到廖庆绪去世的消息时,肖书义“浑身汗毛一惊”,半天说不出话来。他实在不敢相信,这位和街坊邻居打了近30年交道、总能让大家感到安心的廖医生,“救了不知道多少人,最后却没能救回自己”。

  肖书义还记得,腊月二十八(1月22日),武汉封城前一天,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恐怖气氛已经在整个城市蔓延,人人自危。他匆匆路过廖庆绪的诊所时,往里瞥了一眼,看见诊所的门还开着,廖庆绪和“徒弟”(注:廖庆绪侄子廖宜昌)在店里忙碌。想到前两天钟南山在电视里的警告,肖书义没有进去。隔着诊所大门,他朝里面的廖庆绪喊了一声:“老廖,这个时候还开门,你不要命啦!”

  “病人多,么(没)办法。”廖庆绪转过身,望出来,还是那么笑呵呵的。没有人能想到,当时再平常不过的一句对谈,竟然成了永诀。

  经营私人诊所近30年,廖庆绪凭借自己的医术和医德,在汉阳十里铺一带攒下了几乎人人称赞的好口碑。在此次疫情中,他坚持接诊和救治病人,不幸感染新冠肺炎去世。

  噩耗传来,整个十里铺为之一恸——社区再无“守门人”。

  这次“流感”和往年不一样

  2019年12月,武汉已经进入一年中最冷的季节,廖庆绪的西医内科诊所又迎来了接诊高峰。从医数十载,廖庆绪知道,每年冬天都是呼吸道和心血管疾病的高发期,平时每天30人左右的接诊量已经让自己和侄子廖宜昌忙得不可开交,而往往一到这时,前来就诊的病人就会比平时多出许多,加班加点总是常态。

  不过这一次,廖庆绪隐隐感觉,情况和往年有些不一样。

  “其实12月的时候,整个武汉的流感就已经蛮凶了,好多幼儿园、中小学都停了课。”廖宜昌回忆,“到了1月初,情况更严重。多的时候,诊所每天都要接诊十多例流感病人。”

  自从2003年在老家湖北潜江读完临床医学本科后,廖宜昌就来到大伯廖庆绪的诊所帮忙,这么多年来,他还没有遇到过这么严重的“流感”。然而,廖庆绪和他都不知道,当时让许多人产生四肢乏力、咳嗽、发热等极似流感症状的,其实并不是流感病毒,而是一种新型冠状病毒。

  事实上,2019年12月底,一份疑似武汉卫健委发布的《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已经在网上流传,其中提及,武汉多家医疗机构陆续出现多例不明原因肺炎病例。

  身为医生的廖庆绪敏感地捕捉到了这个信息。不过,相比于网上遥远的流言蜚语,更让他感到焦灼的,是眼下诊所里那些“怎么治也治不好”的病人。

  “一般,重感冒的病人来诊所看病,治疗两三天就能退烧了。个别病情不见好转的,大伯就会建议他们去医院。可是这次,好多病人发烧时间特别长,有的烧了5天、7天还是高烧不退。”廖宜昌说,每年秋冬季,流感严重,许多医院一床难求,打针、输液都要排队,病人就会涌来诊所。平时,凡是有人来看病,除非是实在无法救治的急重症,廖庆绪几乎从不会将病人拒之门外,遇到今年病人这么多的情况,他更是能收就收。

  “我是医生,难道要把病人往外赶吗”

  廖庆绪的妻子林学萍还记得,今年1月初,网上“疑似有非典病毒在武汉出现”的流言越来越多,她就劝过廖庆绪暂时关闭诊所。当时,廖庆绪还很坚持。“不能关门。我是医生,难道要把病人往外赶吗?”他说。

  林学萍没有继续劝他。她了解自己的丈夫,诊所开了近30年,他从来只在春节期间休息几天,此外,诊所每天都要从上午8点开到晚上9点,天天如此,从不间断。即使半夜三更接到急诊电话,丈夫都会立刻爬起来出诊,又怎么会在这时为了网上几句传言而关门大吉呢?

  “再熬几天吧,再熬几天就过年了。”林学萍想。

  可是,情况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廖庆绪诊所的病人越来越多,病情也越来越难以控制。他们中的许多人,因为无法进入大医院就诊,转而来到这里请求医治。事实上,当时整个武汉的疫情已经得以从这间小小的诊所中窥见了……

  1月20日,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在央视直播采访时发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明确人传人,且有医护人员感染”的警告。廖庆绪开始更加注意戴口罩防护,回家后也更注意消毒,衣服必须脱在门外,洗完澡才与家人接触。即使这样,他仍然没有停下诊所的工作。

  两天后,老街坊肖书义匆匆买菜回家,路过廖庆绪的诊所时,看见里面的病人比平时还多。看诊、打针、输液、开药……由于年前诊所护士辞职回了老家,只剩下廖庆绪叔侄二人,他们比平时更忙了。

  “我和大妈每天都说要关门,每天都没关成。”廖宜昌说,“好多无法住院的病人强烈要求我们继续接诊。大伯说,这些病人跟我们打了几十年交道,开诊所又不是开超市,怎么能说关就关呢?就是这样,捱了一天又一天。”当时这些细节,让廖庆绪的家人们日后想到,满是后悔和心痛。

  潜伏的病毒开始发作

  1月23日凌晨,武汉发布交通封城通告,自当日10时起,全市城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正准备着迎接新年的九省通衢,突然被一场疫情按下了暂停键,紧张的气氛瞬间向全国蔓延。

  这天,廖庆绪还是坚持开了半天门,在为所有病人做完最后的治疗后,廖庆绪的诊所终于关门了。但也正是在这一天,潜伏在他身体里的病毒开始发作……

  那天午觉之后,廖庆绪洗了个澡。奇怪的是,明明是中午,气温不算低,水也烧得很热,廖庆绪却越洗越冷,洗完之后更是一阵一阵地打寒颤,浑身酸痛。他立刻警觉起来,让妻子马上戴上口罩,两人互相隔离,分房间睡。

  当天晚上,廖庆绪量了体温,37.3℃。第二天一早,他又去龙阳医院查了血象,也并无异常。全家人这才放下心来,都想着他应该是洗澡着凉,感冒了。廖庆绪还让廖宜昌回诊所取来了头孢和一些抗病毒药,自己在家打了3天针。到1月26日,廖庆绪觉得自己一身轻松,高兴地在家里手舞足蹈:“我好了!”

  然而,情况并非表面上这么简单。1月27日,病毒再一次卷土重来,在廖庆绪的身体里掀起更大的风暴。他开始牙疼、耳朵疼,接着就出现了明显的肺炎症状——呼吸困难。

  家人立刻把他送往最近的医院,却被告知最近的新冠肺炎定点医院是武汉市第五医院。林学萍赶回社区登记信息,居委会又告诉她,前面有1000多人在排队。她打了120,想叫救护车送五院急诊,可话务员告诉她,还要排600多号才能轮到他们。她只能一边等待,一边一遍又一遍地拨打电话。最焦急时,林学萍向120哭诉:“我女婿5年前突发心梗,就是因为120没有及时赶到,他走了。现在我爱人等着救命,真的不能再耽误了!”

  几个小时之后,他们终于等来了救护车。廖庆绪一进急诊,医生就给他开了住院证。林学萍则守在医院大厅。虽然是深夜,可等在这里的病人家属并不少,大家都盯着那扇随时可能打开的窗口,那里会发放能够住院的床位。

  林学萍也不记得自己等了多久,她只知道窗口一打开,所有人“就像发疯一样”地往上扑,她也拼命扑,终于,为丈夫扑到了一张救命的床位。

  能治好病人,比喝排骨汤还舒服

  廖庆绪住院以后,林学萍总是后悔,自己当初为什么没有坚持让诊所关门。可是,转念一想,她也明白,即使当时她拦了,又怎么能够拦得住?

  廖庆绪的诊所位于武汉市汉阳区琴断口街道十里景秀小区,旁边就是居委会和社区服务中心。这里地属武汉二环线以内,紧邻龙阳大道,距离汉阳区政府不足500米。

  林学萍还依稀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夫妻俩刚到此时,这里尚属城郊结合部,远没有现在这般繁华。即便如此,刚刚从武汉某监狱医务室辞职出来单干的廖庆绪还是决定,就把自己的诊所开在这里。成本考量倒是其次,更因为农村出生的他对这儿有着天然的亲近感,况且,当时附近居民想要看病并不方便。

  从一间小小的门面开始,到1993年廖庆绪西医内科诊所正式挂牌,再到今年,这家诊所已经经营了近30年。作为一家私人诊所,能够在邻里关系紧密的社区中存续这么长时间,并且办得有声有色,除了同济医学院毕业的廖庆绪“牌子硬、医术高”,行医多年,更能傍身的,是他积攒下的好口碑。

  在侄子廖宜昌的印象中,廖庆绪总是对老弱病残格外上心。“他对老年人特别好。因为老年人基础病多、病情复杂,私人诊所要接诊的话,风险很高。另外,老人经常舍不得花钱看病,遇到经济条件实在不好的,很多诊所都不愿意收。大伯就不这样,只要他能看的,他都会去治。”廖宜昌说,“他的心肠太软了,有的病人明明不能收,可只要跟他说几句好话,他就同意了。”

  几年前,一位在附近租房的毕业生得了肺结核,定点治疗的医院很远,医生就同意他把药开回来,就近找地方输液。可附近的诊所都怕传染,拒绝了,他就来找廖庆绪。刚开始,廖庆绪也没同意。后来,这个毕业生就一直跟廖庆绪说情,他说自己刚工作不久就得了病,没了经济来源,父亲早逝,从农村来的母亲也没有经济来源。廖庆绪听了,心头一软,又怕把他收在诊所会传染别的病人,就每天骑2公里自行车,亲自上门为他输液。连续上门治疗了2个月,却从来没有提过费用的事。

  “他总是说,治病救人,以德为本,不用表扬,更不用送东西、送锦旗。”林学萍回忆,廖庆绪曾经乐呵呵地告诉她:“治好一个病人,我比喝排骨汤还舒服。”

(廖庆绪不爱照相,去年他旅游归来,林学萍在地铁站接他时拍的这张照片是夫妻俩为数不多的合照。)

  病情时好时坏,最后急转直下

  从十几岁学医开始,廖庆绪数不清自己医治了多少病人。可是这一次,他却支撑不住了。

  一开始,医院管得不严,林学萍戴了口罩就能进病房照顾丈夫。可廖庆绪怕她感染,不让她待在那里。她就坐在医院大厅,每隔一个小时上去看一次。廖庆绪情况还好,医生按照操作指南,只给他输了氧。

  住院第三天,廖庆绪又出现了呼吸困难。医生给他输了液体,他又让妻子赶紧去买免疫球蛋白。每瓶25毫升的免疫球蛋白要590元,林学萍买来了10瓶,一次就给丈夫输了4瓶。廖庆绪的情况终于好了些。第二天,他吃了1碗胡萝卜稀饭和2个鸡蛋,还给林学萍发了微信:“报告老婆,饭都吃光了!”

  谁知,2月3日,廖庆绪的情况急转直下。CT检查报告一出,医生就下了病危通知单。林学萍当场就给医生跪下了,廖宜昌在医院外抱着路边的一棵树嚎啕大哭。

  就在这时,廖庆绪的同学传来消息,为他联系到了一个床位。廖庆绪被紧急转往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全家人都松了一口气,想着进了同济就肯定有希望了。”廖宜昌说。

  从那以后,林学萍就再没有见过丈夫。因为隔离,她每天只能待在家里,焦灼地等待消息。

  2月5日,尚未脱离危险的廖庆绪给她发来视频,说自己吃了半个玉米、1个鸡蛋。隔着手机屏幕,林学萍对着丈夫喊:“老公,你是最棒的!你要加油!”

  接下来的几天,廖庆绪的病情不断反复,时好时坏。2月10日,林学萍接到电话,电话那头,廖庆绪喘着粗气,已经无法讲出一句完整的话了。但林学萍还是听出,是让她送去一些纸尿裤。

  2月11日下午5点,林学萍的电话又一次响起,这次是医生打来的。医生告诉她,廖庆绪正在抢救,要有个思想准备。

  挂了电话,林学萍一直站在窗口,她朝着丈夫所在的方向,不停地祈求菩萨保佑。“我太害怕医生再打电话来了!可是,6点25分,我还是接到了医生电话。医生说,你爱人已经走了,我们已经尽力了。”林学萍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声音虚弱无力,“万箭穿心。我真的不能接受。不过我当时还是强忍着跟医生说了,要把我老公的皮鞋穿上,这是他过年新买的,他很喜欢……”

  “廖医生走了,我们以后怎么办呢?”

  廖庆绪去世的消息很快就在十里铺传开了,街坊邻居们都不敢相信,平时诊所里那个成天乐乐呵呵,又总能让大家感到安心的廖医生,就这样走了。人们悲痛、惋惜、难舍,哀悼的信息像雪花一样飞来……

  一位老病人知道廖庆绪去世的消息后,每天都会向廖宜昌发来慰问。

  “听说廖医生去了,我们心里真的是好难受。这么好的一个人呐!”居民李阿姨说,他们一家连着几天都对廖庆绪的死不能释怀。

  1993年,廖庆绪的诊所刚刚开门,一个年轻女子走了进来,面色痛苦。她的阑尾已经快穿孔了,还发着40多度的高烧。可她没有医保,更没钱住院,就来咨询有没有花钱少的办法。她记得廖庆绪对她说,就在我这里治,保守治疗应该可以。果然,治疗一段时间后,她的病好了。

  这就是李阿姨和廖庆绪结识的故事。27年过去,当年的女子已经成了51岁的年轻奶奶,可唯一不变的,就是李阿姨全家四代人,不论男女老少,只要有人生了病,就会去廖庆绪的诊所。“廖医生医术蛮高,临床经验也丰富。有他在,我们就会很安心。”李阿姨说,几个月前,廖庆绪又救了她的家人一次。

  一天,她的一个哥哥因为吐血,前去廖庆绪的诊所看病,当时廖庆绪并没有对他多说什么。等他走了,廖庆绪赶紧找到李阿姨的另一个哥哥,告诉他,他兄弟的情况很严重,要赶紧去大医院检查、住院。于是家人连夜送医,送到时医生说,她哥哥离病危只有一线之隔。“我们一家真的很感激他,这么有责任心的医生以后到哪里去找?”李阿姨感慨道。

  廖庆绪今年66岁,接近一半的人生都在这间小小的诊所度过,守护着十里铺这方百姓的平安。“他是个好医生。”这是街坊四邻提及廖庆绪时,说得最多的一句评价。

  “廖医生这个人很实在,从来都是千方百计为病人着想,什么病能在诊所看,什么病必须要去大医院,他不会欺瞒,也不会把病人当成捞钱的工具。”居民李仁军回忆,1993年,他患迁移性肝炎到廖庆绪的诊所就诊,廖庆绪诊断后,让他立刻去大医院。一到医院,李仁军就住进了ICU,医生说,要是再晚一点,就会有生命危险。从此,李仁军一家老小都去找廖庆绪看病。

  72岁的成厚今和廖庆绪在上世纪90年代就认识了。他记得,当时廖庆绪开了一个小诊所,并不起眼,不过慢慢地就有越来越多的人认可这位医生:他能看全科病症,尤其擅长心血管方面的疾病,一些住在20多公里以外的人,还有前些年搬走的老邻居,都会回来找他看病;他好几次提前诊断出心肌梗塞、肝囊肿破裂等急症,并打120救了人命;十里铺人人都认识他,他也了解每个病人的病史,遇到老弱病残还会上门服务……

  “太可惜了。他对病人蛮热情,不收高价。我老母亲80多岁了,行动不便,他每次就到家里来给我母亲看病。就算半夜三更给他打电话,他也会来。”61岁的林先生感叹,“廖医生走了,我们以后怎么办呢?”

  疫情中的“社区守门人”

  廖庆绪走了。在武汉,像他这样的“社区守门人”还有很多——根据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发布的《2018年武汉市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简报》,截至2018年底,在武汉市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共有诊所和医务室2349个。

  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里,一间间小小的诊所守护着一方居民的健康,也维系着邻里之间的脉脉温情。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基层诊所往往是感知传染病最敏感的触角。疫情来袭,当公共卫生系统无法承载突然暴增的病患,街坊邻居又转而求助于他们信任的廖庆绪们。

  许多天过去,林学萍依然沉浸在失去丈夫的悲痛之中。她每晚失眠,直到中午才能勉强爬起来吃些东西。不过头脑清醒时,她总会关注有关新冠肺炎疫情的新闻,尤其是那些和医务工作者有关的故事。她不知道,像丈夫这样的私人诊所医生能不能算作抗击新冠肺炎殉职的医务人员。她也不知道应该向谁证明、怎么证明丈夫是在救治病人时不幸感染的。没有人来询问过她。

  而对于廖宜昌来说,廖庆绪既是自己的亲人,也是师傅,更是榜样。每天朝夕相处超过12个小时的大伯突然走了,廖宜昌觉得自己“失去了一切”。他不知道以后廖庆绪内科诊所是否要继续开下去,不知道那些每天发来消息寻医问药的老病人怎么办,也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继续成为下一个廖医生……

编辑: 应波纠错:171964650@qq.com

社区再无"守门人"!武汉诊所医生感染新冠肺炎去世

稿源: 上观新闻 2020-03-07 09:30:00

(廖庆绪)

  在朋友圈看到廖庆绪去世的消息时,肖书义“浑身汗毛一惊”,半天说不出话来。他实在不敢相信,这位和街坊邻居打了近30年交道、总能让大家感到安心的廖医生,“救了不知道多少人,最后却没能救回自己”。

  肖书义还记得,腊月二十八(1月22日),武汉封城前一天,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恐怖气氛已经在整个城市蔓延,人人自危。他匆匆路过廖庆绪的诊所时,往里瞥了一眼,看见诊所的门还开着,廖庆绪和“徒弟”(注:廖庆绪侄子廖宜昌)在店里忙碌。想到前两天钟南山在电视里的警告,肖书义没有进去。隔着诊所大门,他朝里面的廖庆绪喊了一声:“老廖,这个时候还开门,你不要命啦!”

  “病人多,么(没)办法。”廖庆绪转过身,望出来,还是那么笑呵呵的。没有人能想到,当时再平常不过的一句对谈,竟然成了永诀。

  经营私人诊所近30年,廖庆绪凭借自己的医术和医德,在汉阳十里铺一带攒下了几乎人人称赞的好口碑。在此次疫情中,他坚持接诊和救治病人,不幸感染新冠肺炎去世。

  噩耗传来,整个十里铺为之一恸——社区再无“守门人”。

  这次“流感”和往年不一样

  2019年12月,武汉已经进入一年中最冷的季节,廖庆绪的西医内科诊所又迎来了接诊高峰。从医数十载,廖庆绪知道,每年冬天都是呼吸道和心血管疾病的高发期,平时每天30人左右的接诊量已经让自己和侄子廖宜昌忙得不可开交,而往往一到这时,前来就诊的病人就会比平时多出许多,加班加点总是常态。

  不过这一次,廖庆绪隐隐感觉,情况和往年有些不一样。

  “其实12月的时候,整个武汉的流感就已经蛮凶了,好多幼儿园、中小学都停了课。”廖宜昌回忆,“到了1月初,情况更严重。多的时候,诊所每天都要接诊十多例流感病人。”

  自从2003年在老家湖北潜江读完临床医学本科后,廖宜昌就来到大伯廖庆绪的诊所帮忙,这么多年来,他还没有遇到过这么严重的“流感”。然而,廖庆绪和他都不知道,当时让许多人产生四肢乏力、咳嗽、发热等极似流感症状的,其实并不是流感病毒,而是一种新型冠状病毒。

  事实上,2019年12月底,一份疑似武汉卫健委发布的《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已经在网上流传,其中提及,武汉多家医疗机构陆续出现多例不明原因肺炎病例。

  身为医生的廖庆绪敏感地捕捉到了这个信息。不过,相比于网上遥远的流言蜚语,更让他感到焦灼的,是眼下诊所里那些“怎么治也治不好”的病人。

  “一般,重感冒的病人来诊所看病,治疗两三天就能退烧了。个别病情不见好转的,大伯就会建议他们去医院。可是这次,好多病人发烧时间特别长,有的烧了5天、7天还是高烧不退。”廖宜昌说,每年秋冬季,流感严重,许多医院一床难求,打针、输液都要排队,病人就会涌来诊所。平时,凡是有人来看病,除非是实在无法救治的急重症,廖庆绪几乎从不会将病人拒之门外,遇到今年病人这么多的情况,他更是能收就收。

  “我是医生,难道要把病人往外赶吗”

  廖庆绪的妻子林学萍还记得,今年1月初,网上“疑似有非典病毒在武汉出现”的流言越来越多,她就劝过廖庆绪暂时关闭诊所。当时,廖庆绪还很坚持。“不能关门。我是医生,难道要把病人往外赶吗?”他说。

  林学萍没有继续劝他。她了解自己的丈夫,诊所开了近30年,他从来只在春节期间休息几天,此外,诊所每天都要从上午8点开到晚上9点,天天如此,从不间断。即使半夜三更接到急诊电话,丈夫都会立刻爬起来出诊,又怎么会在这时为了网上几句传言而关门大吉呢?

  “再熬几天吧,再熬几天就过年了。”林学萍想。

  可是,情况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廖庆绪诊所的病人越来越多,病情也越来越难以控制。他们中的许多人,因为无法进入大医院就诊,转而来到这里请求医治。事实上,当时整个武汉的疫情已经得以从这间小小的诊所中窥见了……

  1月20日,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在央视直播采访时发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明确人传人,且有医护人员感染”的警告。廖庆绪开始更加注意戴口罩防护,回家后也更注意消毒,衣服必须脱在门外,洗完澡才与家人接触。即使这样,他仍然没有停下诊所的工作。

  两天后,老街坊肖书义匆匆买菜回家,路过廖庆绪的诊所时,看见里面的病人比平时还多。看诊、打针、输液、开药……由于年前诊所护士辞职回了老家,只剩下廖庆绪叔侄二人,他们比平时更忙了。

  “我和大妈每天都说要关门,每天都没关成。”廖宜昌说,“好多无法住院的病人强烈要求我们继续接诊。大伯说,这些病人跟我们打了几十年交道,开诊所又不是开超市,怎么能说关就关呢?就是这样,捱了一天又一天。”当时这些细节,让廖庆绪的家人们日后想到,满是后悔和心痛。

  潜伏的病毒开始发作

  1月23日凌晨,武汉发布交通封城通告,自当日10时起,全市城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正准备着迎接新年的九省通衢,突然被一场疫情按下了暂停键,紧张的气氛瞬间向全国蔓延。

  这天,廖庆绪还是坚持开了半天门,在为所有病人做完最后的治疗后,廖庆绪的诊所终于关门了。但也正是在这一天,潜伏在他身体里的病毒开始发作……

  那天午觉之后,廖庆绪洗了个澡。奇怪的是,明明是中午,气温不算低,水也烧得很热,廖庆绪却越洗越冷,洗完之后更是一阵一阵地打寒颤,浑身酸痛。他立刻警觉起来,让妻子马上戴上口罩,两人互相隔离,分房间睡。

  当天晚上,廖庆绪量了体温,37.3℃。第二天一早,他又去龙阳医院查了血象,也并无异常。全家人这才放下心来,都想着他应该是洗澡着凉,感冒了。廖庆绪还让廖宜昌回诊所取来了头孢和一些抗病毒药,自己在家打了3天针。到1月26日,廖庆绪觉得自己一身轻松,高兴地在家里手舞足蹈:“我好了!”

  然而,情况并非表面上这么简单。1月27日,病毒再一次卷土重来,在廖庆绪的身体里掀起更大的风暴。他开始牙疼、耳朵疼,接着就出现了明显的肺炎症状——呼吸困难。

  家人立刻把他送往最近的医院,却被告知最近的新冠肺炎定点医院是武汉市第五医院。林学萍赶回社区登记信息,居委会又告诉她,前面有1000多人在排队。她打了120,想叫救护车送五院急诊,可话务员告诉她,还要排600多号才能轮到他们。她只能一边等待,一边一遍又一遍地拨打电话。最焦急时,林学萍向120哭诉:“我女婿5年前突发心梗,就是因为120没有及时赶到,他走了。现在我爱人等着救命,真的不能再耽误了!”

  几个小时之后,他们终于等来了救护车。廖庆绪一进急诊,医生就给他开了住院证。林学萍则守在医院大厅。虽然是深夜,可等在这里的病人家属并不少,大家都盯着那扇随时可能打开的窗口,那里会发放能够住院的床位。

  林学萍也不记得自己等了多久,她只知道窗口一打开,所有人“就像发疯一样”地往上扑,她也拼命扑,终于,为丈夫扑到了一张救命的床位。

  能治好病人,比喝排骨汤还舒服

  廖庆绪住院以后,林学萍总是后悔,自己当初为什么没有坚持让诊所关门。可是,转念一想,她也明白,即使当时她拦了,又怎么能够拦得住?

  廖庆绪的诊所位于武汉市汉阳区琴断口街道十里景秀小区,旁边就是居委会和社区服务中心。这里地属武汉二环线以内,紧邻龙阳大道,距离汉阳区政府不足500米。

  林学萍还依稀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夫妻俩刚到此时,这里尚属城郊结合部,远没有现在这般繁华。即便如此,刚刚从武汉某监狱医务室辞职出来单干的廖庆绪还是决定,就把自己的诊所开在这里。成本考量倒是其次,更因为农村出生的他对这儿有着天然的亲近感,况且,当时附近居民想要看病并不方便。

  从一间小小的门面开始,到1993年廖庆绪西医内科诊所正式挂牌,再到今年,这家诊所已经经营了近30年。作为一家私人诊所,能够在邻里关系紧密的社区中存续这么长时间,并且办得有声有色,除了同济医学院毕业的廖庆绪“牌子硬、医术高”,行医多年,更能傍身的,是他积攒下的好口碑。

  在侄子廖宜昌的印象中,廖庆绪总是对老弱病残格外上心。“他对老年人特别好。因为老年人基础病多、病情复杂,私人诊所要接诊的话,风险很高。另外,老人经常舍不得花钱看病,遇到经济条件实在不好的,很多诊所都不愿意收。大伯就不这样,只要他能看的,他都会去治。”廖宜昌说,“他的心肠太软了,有的病人明明不能收,可只要跟他说几句好话,他就同意了。”

  几年前,一位在附近租房的毕业生得了肺结核,定点治疗的医院很远,医生就同意他把药开回来,就近找地方输液。可附近的诊所都怕传染,拒绝了,他就来找廖庆绪。刚开始,廖庆绪也没同意。后来,这个毕业生就一直跟廖庆绪说情,他说自己刚工作不久就得了病,没了经济来源,父亲早逝,从农村来的母亲也没有经济来源。廖庆绪听了,心头一软,又怕把他收在诊所会传染别的病人,就每天骑2公里自行车,亲自上门为他输液。连续上门治疗了2个月,却从来没有提过费用的事。

  “他总是说,治病救人,以德为本,不用表扬,更不用送东西、送锦旗。”林学萍回忆,廖庆绪曾经乐呵呵地告诉她:“治好一个病人,我比喝排骨汤还舒服。”

(廖庆绪不爱照相,去年他旅游归来,林学萍在地铁站接他时拍的这张照片是夫妻俩为数不多的合照。)

  病情时好时坏,最后急转直下

  从十几岁学医开始,廖庆绪数不清自己医治了多少病人。可是这一次,他却支撑不住了。

  一开始,医院管得不严,林学萍戴了口罩就能进病房照顾丈夫。可廖庆绪怕她感染,不让她待在那里。她就坐在医院大厅,每隔一个小时上去看一次。廖庆绪情况还好,医生按照操作指南,只给他输了氧。

  住院第三天,廖庆绪又出现了呼吸困难。医生给他输了液体,他又让妻子赶紧去买免疫球蛋白。每瓶25毫升的免疫球蛋白要590元,林学萍买来了10瓶,一次就给丈夫输了4瓶。廖庆绪的情况终于好了些。第二天,他吃了1碗胡萝卜稀饭和2个鸡蛋,还给林学萍发了微信:“报告老婆,饭都吃光了!”

  谁知,2月3日,廖庆绪的情况急转直下。CT检查报告一出,医生就下了病危通知单。林学萍当场就给医生跪下了,廖宜昌在医院外抱着路边的一棵树嚎啕大哭。

  就在这时,廖庆绪的同学传来消息,为他联系到了一个床位。廖庆绪被紧急转往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全家人都松了一口气,想着进了同济就肯定有希望了。”廖宜昌说。

  从那以后,林学萍就再没有见过丈夫。因为隔离,她每天只能待在家里,焦灼地等待消息。

  2月5日,尚未脱离危险的廖庆绪给她发来视频,说自己吃了半个玉米、1个鸡蛋。隔着手机屏幕,林学萍对着丈夫喊:“老公,你是最棒的!你要加油!”

  接下来的几天,廖庆绪的病情不断反复,时好时坏。2月10日,林学萍接到电话,电话那头,廖庆绪喘着粗气,已经无法讲出一句完整的话了。但林学萍还是听出,是让她送去一些纸尿裤。

  2月11日下午5点,林学萍的电话又一次响起,这次是医生打来的。医生告诉她,廖庆绪正在抢救,要有个思想准备。

  挂了电话,林学萍一直站在窗口,她朝着丈夫所在的方向,不停地祈求菩萨保佑。“我太害怕医生再打电话来了!可是,6点25分,我还是接到了医生电话。医生说,你爱人已经走了,我们已经尽力了。”林学萍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声音虚弱无力,“万箭穿心。我真的不能接受。不过我当时还是强忍着跟医生说了,要把我老公的皮鞋穿上,这是他过年新买的,他很喜欢……”

  “廖医生走了,我们以后怎么办呢?”

  廖庆绪去世的消息很快就在十里铺传开了,街坊邻居们都不敢相信,平时诊所里那个成天乐乐呵呵,又总能让大家感到安心的廖医生,就这样走了。人们悲痛、惋惜、难舍,哀悼的信息像雪花一样飞来……

  一位老病人知道廖庆绪去世的消息后,每天都会向廖宜昌发来慰问。

  “听说廖医生去了,我们心里真的是好难受。这么好的一个人呐!”居民李阿姨说,他们一家连着几天都对廖庆绪的死不能释怀。

  1993年,廖庆绪的诊所刚刚开门,一个年轻女子走了进来,面色痛苦。她的阑尾已经快穿孔了,还发着40多度的高烧。可她没有医保,更没钱住院,就来咨询有没有花钱少的办法。她记得廖庆绪对她说,就在我这里治,保守治疗应该可以。果然,治疗一段时间后,她的病好了。

  这就是李阿姨和廖庆绪结识的故事。27年过去,当年的女子已经成了51岁的年轻奶奶,可唯一不变的,就是李阿姨全家四代人,不论男女老少,只要有人生了病,就会去廖庆绪的诊所。“廖医生医术蛮高,临床经验也丰富。有他在,我们就会很安心。”李阿姨说,几个月前,廖庆绪又救了她的家人一次。

  一天,她的一个哥哥因为吐血,前去廖庆绪的诊所看病,当时廖庆绪并没有对他多说什么。等他走了,廖庆绪赶紧找到李阿姨的另一个哥哥,告诉他,他兄弟的情况很严重,要赶紧去大医院检查、住院。于是家人连夜送医,送到时医生说,她哥哥离病危只有一线之隔。“我们一家真的很感激他,这么有责任心的医生以后到哪里去找?”李阿姨感慨道。

  廖庆绪今年66岁,接近一半的人生都在这间小小的诊所度过,守护着十里铺这方百姓的平安。“他是个好医生。”这是街坊四邻提及廖庆绪时,说得最多的一句评价。

  “廖医生这个人很实在,从来都是千方百计为病人着想,什么病能在诊所看,什么病必须要去大医院,他不会欺瞒,也不会把病人当成捞钱的工具。”居民李仁军回忆,1993年,他患迁移性肝炎到廖庆绪的诊所就诊,廖庆绪诊断后,让他立刻去大医院。一到医院,李仁军就住进了ICU,医生说,要是再晚一点,就会有生命危险。从此,李仁军一家老小都去找廖庆绪看病。

  72岁的成厚今和廖庆绪在上世纪90年代就认识了。他记得,当时廖庆绪开了一个小诊所,并不起眼,不过慢慢地就有越来越多的人认可这位医生:他能看全科病症,尤其擅长心血管方面的疾病,一些住在20多公里以外的人,还有前些年搬走的老邻居,都会回来找他看病;他好几次提前诊断出心肌梗塞、肝囊肿破裂等急症,并打120救了人命;十里铺人人都认识他,他也了解每个病人的病史,遇到老弱病残还会上门服务……

  “太可惜了。他对病人蛮热情,不收高价。我老母亲80多岁了,行动不便,他每次就到家里来给我母亲看病。就算半夜三更给他打电话,他也会来。”61岁的林先生感叹,“廖医生走了,我们以后怎么办呢?”

  疫情中的“社区守门人”

  廖庆绪走了。在武汉,像他这样的“社区守门人”还有很多——根据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发布的《2018年武汉市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简报》,截至2018年底,在武汉市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共有诊所和医务室2349个。

  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里,一间间小小的诊所守护着一方居民的健康,也维系着邻里之间的脉脉温情。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基层诊所往往是感知传染病最敏感的触角。疫情来袭,当公共卫生系统无法承载突然暴增的病患,街坊邻居又转而求助于他们信任的廖庆绪们。

  许多天过去,林学萍依然沉浸在失去丈夫的悲痛之中。她每晚失眠,直到中午才能勉强爬起来吃些东西。不过头脑清醒时,她总会关注有关新冠肺炎疫情的新闻,尤其是那些和医务工作者有关的故事。她不知道,像丈夫这样的私人诊所医生能不能算作抗击新冠肺炎殉职的医务人员。她也不知道应该向谁证明、怎么证明丈夫是在救治病人时不幸感染的。没有人来询问过她。

  而对于廖宜昌来说,廖庆绪既是自己的亲人,也是师傅,更是榜样。每天朝夕相处超过12个小时的大伯突然走了,廖宜昌觉得自己“失去了一切”。他不知道以后廖庆绪内科诊所是否要继续开下去,不知道那些每天发来消息寻医问药的老病人怎么办,也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继续成为下一个廖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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