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因为成为了世界性的，给了我们一个回望中国的宽阔视角。
胡锡进微博截图
中国真正的抗疫或许可以说是1月20日开始的。钟南山在那天晚上捅破了“人传人”，举国震动。仅两天后，也就是22日深夜或者说23日凌晨，武汉宣告封城。回头看，这个决定很超前，它对扭转局面起了决定性作用。很多人当时还没有反应过来，22日、23日两天是环球时报员工离京回乡过春节假的高峰，我劝家在湖北的人就不要回去了，但还是有人走了。其他很多同事也都在那两天离开了北京，其中还包括外出旅游的。以后每一天气氛都不一样，到大年初一晚上，也就是25日，北京宣布第二天开始停止进出首都的所有省际客运，那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那一天中国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共1975例，死亡56例。而武汉封城前夕的22日，全国确诊571例，死亡17例。也就是说，中国是在这样的数据基础上做出武汉封城和全国性动员一系列重大决策的。
英国到3月16日，累计确诊1543例，死亡36例。这可是一个6600多万人口国家的数字，它在欧洲大约相当于中国的湖南省（6900万人）吧。它也在采取措施，但英国巴斯市15日还不顾舆论的反对举行了半程马拉松比赛。武汉封城和各省采取一级响应措施，使得中国一下子站到了疫情的前边去围堵它。那是需要十分强大的决断力的，今天总结，我们是不是很庆幸国家当时做了那样的决断呢？除了中国，绝大部分国家并没有与疫情赛跑，站到前面去围堵它，而是跟在疫情的后面跑。有些国家在这个过程中也不断加码，封城了，关闭边界了，取消大型活动了，直到把餐馆、咖啡馆全关了，最厉害的是西班牙，要求全国民众除特殊情况居家不出，但都因为措施晚了一步，效果大减。
1月26日，行人在武汉楚河汉街上行走。新华社记者 熊琦 摄
从1月底、2月初开始，中国媒体对武汉一些疑似新冠肺炎患者住不进医院的报道给予了大量关注，武汉市缺乏医疗物资的报道也开始不断刷屏。一些一线医生缺防护服和口罩，很多病人无法入院，导致疫情在社会上传播，这些消息牵动了全国公众。湖北和武汉红十字会也因此成了舆论靶子。而类似严重问题已经在欧洲的意大利、西班牙等国上演多日。湖北的问题、公众的不满没有就这样飘在舆论场上，舆论猛烈批评的过程，也是中国各地不断加大驰援武汉和湖北力度的过程。第一批解放军医疗队1月24日除夕夜就空降在武汉了。火神山医院1月23日在武汉封城的当天就动工兴建，2月3日正式收治病人。第一批三所方舱医院2月5日建成，它们随后共建了16所。随着医院床位增加，武汉喊出“应收尽收、应治尽治”的口号，这项工作于2月19日晚宣告实现。这是武汉和湖北省抗疫的一个标志性时刻，它意味着武汉社会上能够发现的感染者全都得以入院隔离治疗，这为湖北和武汉新增病例的逐渐减少奠定了坚实基础。
欧洲的最大问题是，大量感染者仍在社区里，那里没有进行普遍的排查，有的国家基本放弃了对轻症和疑似患者的排查治疗，社会上到处都是病毒的传播者。欧洲恐怕现在不敢说有哪个国家实现了“应收尽收，应治尽治”，所以那里的拐点还无从谈起。其实从2月4日开始，湖北省以外的中国其他地区就出现了确诊病例的首次下降。当这种下降在湖北省之外持续多日并成为趋势时，中国就已经看到了控制住疫情的曙光。在那以后，越来越多的全国医务人员集中到武汉和湖北。武汉封城形成湖北省和全国两个抗疫战场，后一个战场先取得胜利，然后集中全国力量打武汉保卫战的战略全面奏效。纵观整个抗疫期间，中国舆论场除了关心疫情走向，还一直关注这个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社会治理短板和缺陷。比如官员举行记者会时有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表现，有的地方出现了过激行为，“红袖章”闯进了人的家里阻止亲属间凑在一起打麻将，社区工作人员对市民的服务不到位，有的人利用了特权，还有深究疫情最初暴发的原因等等。这当中舆论批评的大部分问题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纠正。不能不说，中国舆论在抗疫期间所做的大量监督是发挥了作用，也产生了效果的。
中国复工复产的口号在2月中旬就开始叫响了，我本人2月13日为环球时报写了社评，2月14日采访宁波常务副市长，主题都是复工复产。那时离武汉封城只过去了大约20天。意大利疫情出现失控苗头到现在应当说已经不止20天了，但是直到现在，专家们普遍认为欧洲仍处在疫情持续上升的高峰期，这个过程可能至少还要持续几周。最糟糕的预测是有的欧洲国家可能死亡上万人，甚至几万人。最令人揪心的是，看不到前面可能有抗疫推动出现的转折点，人们更多寄希望于天气转暖等自然原因带来转机。
老胡想说，中国的抗疫实现了人们的最根本追求，那就是控制疫情。同时它在回应人们对这期间各种问题的批评，呈现了一种积极改进的态度。我们的抗疫真的不像一些人所说的那样糟。我们的问题当然有很多很多，值得改进的空间很大，尤其是对1月20日以前教训的总结需要跟上。然而全面、实事求是地评价抗疫，不因为有问题就妄自菲薄，这是应有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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