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朔，国内知名媒体人、财经观察家，他创立的自媒体品牌“秦朔朋友圈”聚焦经济、金融和商业领域，粉丝超过500万。
4月23日，秦朔受聘成为宁波市网络传播顾问，发挥其经济金融领域造诣，为宁波咨议建言、出谋划策。
近日，秦朔专程调研宁波制造业，走访申洲、舜宇光电、江丰电子等企业后，采写万字长文，解析中国制造业样本宁波的制造之魂。这也是他第一次用音频讲述的方式和大家分享文章。
本网全文转发，以飨网友——
（秦朔讲述，欢迎收听音频版）
前不久和一家电动工具上市公司的企业家交流。他们对美国出口的产品，价格每上一个台阶，销量就明显下降。
“美国很多日用品的零售价是9.99、19.99、39.99美元这样的阶梯，表明大众对价格很敏感。美国70%左右的家庭靠工资支票（pay check）为生，等于是‘周光族’‘月光族’。”
所以美国要与中国制造脱钩很不容易，因为中国商品的质优价廉与普通美国人的囊中羞涩，刚好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但同时，在那些流失了大量制造业岗位的州，那些从中产滑向贫困者，也成了特朗普选票的基本盘。
制造业关乎就业。但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如果一个国家失去制造业，长远看也会失去创新能力。
2012年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出版的《制造繁荣：美国为什么需要制造业复兴》一书举了这样的例子：
从20世纪70年代起，以半导体行业为主的美国企业开始采用“无厂设计”的生产模式，把大部分或全部制造业务外包至亚洲。由此导致对精密制造的需求量减少，从事此类业务的企业锐减，精密制造能力衰退，进而造成航空航天、精密仪表等行业发展出现问题。
美国贝尔实验室发明了光伏电池，但美国在全球光伏电池市场早已被边缘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光伏电池产业中的许多技术是与其他产业共享的，如半导体、平板显示器、LED和固态照明、光学镀膜等产品的制造，而它们大部分已迁出美国。
丢了制造业，丢的不仅是就业，更是产业能力。很多创意要变成产品，不可能在真空中完成。创新是要以产品开发和制造过程中形成的知识和经验体系为基础的。
把制造统统外包，短期可以让公司的财务回报变得亮丽，但最终，可能是“把自己的创新土壤送给别人”。
《制造繁荣》的核心概念是“产业公地”(Industrial commons)，类似中国说的产业集群。它是“由各种专有技术、产业运作能力和专业化技能的网络所构成的能力和要素，可以成为企业、创新创业者、公共部门共享的资源”。产业公地的基础设施完善，配套网络齐全，专业化分工完整，有利于知识流动，技术外溢，创业人才重新组合，以及跨行业的创新探索。
事实上，美国今天之所以仍是世界第一创新国家，也是因为没有放弃在高端制造领域的创新投入。美国制造业占GDP之比为12%（2015），但制造业研发投入占美国国内研发投入的2/3以上。
制造与就业和创新如此相关，中国不可一日无制造业。
“制造业单项冠军之城”
我选择的制造业调研地是宁波。调研的重点是，中国的“产业公地”是如何形成的？中国制造的未来在哪里？
宁波历史悠久，是7000年前新石器时代河姆渡文化的发祥地。近代以降，宁波又是东南沿海的重要港口和工商重镇。1842年“五口通商”，长三角有两个口岸，即上海和宁波。宁波在老上海人眼中是“外婆家”，上海话中的“阿拉”二字就来自宁波。1948年，在上海的宁波人比例为1/5。
宁波的甬商开辟了上海工商业的多个第一，如近代上海第一家银行、第一家证券交易所、第一家五金店、第一家绸布店、第一家火柴厂、第一家染织厂、第一家化学制品厂、第一家印刷厂、第一家国药店、第一家灯泡厂、第一家钟表店……。孙中山说：“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迹，其能力之大，固可首屈一指也。”
也许是冥冥中的投桃报李，及至改革开放，作为“共和国长子”的上海，有大量的制造业老师傅，以“星期天工程师”的身份到宁波传经送宝，将技术与经验带给新兴的乡镇企业，薪火相传，功不可没。
宁波目前下辖6个区、2个县、代管2个县级市，总面积9816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半上海；常住人口854.2万人，相当于上海的35%；2019年宁波的GDP接近1.2万亿元（相当于上海的31%），居全国城市第12位，出口额居全国城市第5位。
到宁波调研前，我对两组数字印象深刻：
一是宁波的市场主体突破100万户，创业密度高，民营经济发达，12万家民营制造企业是宁波制造的底色；
二是宁波的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产品），截至目前有39个，居全国城市首位，堪称“制造业单项冠军之城”。
“制造业单项冠军”是工信部为加快培育具有创新能力的排头兵企业和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从2016年开始遴选的。
已评过四批，今年正在组织第五批遴选。单项冠军企业（示范企业/培育企业）的主要申请条件是：近三年主营产品市场占有率平均位居全球前5位且国内排名第1位；单项冠军产品的主要申请条件是：单项产品在全球市场占有率位居前3位，相关关键性能指标处于国际同类产品的领先水平。
“这是个做事的地方”
我调研的第一家企业是申洲国际（02313.HK，下称“申洲”），全球最大纵向一体化服装制造商。2019年营收226.7亿元，净利润51亿元。申洲83%的收入来自为优衣库、耐克、阿迪达斯和彪马代工，它躲在世界品牌后面，但净利率远超它们。
申洲的成功有很多原因：
1、30年如一日专注服装代工，只做从一根棉线到一件衣服这一件事；
2、纵向一体化，从棉花到织布、染整、印绣花、裁剪与缝制等均由自己掌控。不是简单做OEM（来料加工），而走向了ODM（从设计到生产都负责）；
3、不断引进先进设备（如比传统套色印花快10倍的数码印花设备，客户只需把照片上传，印花车间5分钟内可以上机生产），不断进行技术改造和工艺创新，实现了自动化、柔性化、智能化的生产方式。既能做几百万件的订单，也能做几百件的订单，高效而又灵活。2018年世界杯足球赛决赛前，申洲在16个小时内把几万件球迷服做好，送到耐克上海，他们再空运法国，正好赶上法国队获得冠军；
4、提前走出去布局。申洲在柬埔寨的工厂出口欧盟和日本是零关税，在越南的工厂出口欧盟关税是10%、出口日本是零关税，而从中国出口欧盟关税为12%，出口日本关税为7%。过去十年，申洲在柬埔寨和越南建立了巨大产能。
5、在面料研发等方面持续投入，形成核心能力。如为了研发用于日常休闲的防水面料，研发人员深入美国的生活环境，测试美国人出门去超市、上班过程中暴露在户外的平均时间，研发出一款15分钟内防水的面料，既满足休闲需求，又能防不时之需，因为一般人去超市、上班路上可能遭遇淋雨的平均时间就是15分钟。截至2018年底，申洲共申请专利308件，其中发明专利106件，获得授权的有效专利195件，其中发明专利42件。
申洲这样的世界冠军为什么出在宁波？董事会主席马建荣给我讲了两段故事。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初，马建荣随父亲、曾任上海针织二十厂技术副厂长兼余杭临平针织厂副厂长的马宝兴到宁波北仑塘湾工业区参与创业。当时北仑单独建区不久，为解决本地就业，和上海针织二十厂、澳大利亚侨胞合资建了一家针织厂，即申洲的前身。马宝兴作为引进人才担任副总经理。
“当时的条件可以说一穷二白。但为了引进父亲和解决我与妹妹等人的家庭困难，区里给我们分配了几套住房。区政府占企业50%的股权，总经理是区里派的，企业里本地人很多，但区里规定，凡用人方面的事，由我父亲这个外来户说了算，因此堵住了各种关系户，全凭能力招人。同时，当地有两个高考培训班，有些学生高考成绩接近分数线，但未被录取，区里就推荐他们来申洲，因为他们的基础素质是不错的。今天申洲的一些部长、骨干都是从这里出来的。”
马建荣说：“父亲从底层工人干到副厂长，很务实。当时他想创业办新工厂，看了不少地方，最后还是宁波的开发区吸引了他。他常对我们说，这是个做事的地方，虽然现在条件跟上海没法比，但我们在这里将来一定能成事。”
新冠疫情下的复工复产
马建荣讲的第二段故事，是新冠疫情下的复工复产。
申洲全年满产，只在春节放假10天。1月22日（农历大年二十八）放假，宁波基地的来自15个省的3万多员工，开开心心回家了。马建荣也回上海过年。但大年初二他坐不住了，虽然这天是他生日。他对妻子说：“我要马上回宁波，各地都在封路，要是员工回不来，订单完不成，就完蛋了。”
马建荣先让从越南、柬埔寨回来探亲的400多名骨干乘坐初二、初三的飞机回去，有14个干部赶不及，是初四用公务机送回的。由于回的及时，申洲在越南、柬埔寨的工厂很快复工，而那里的竞争对手到4月中旬复工率还只有50%。
在宁波，申洲成立了疫情防控、复工复产和春运三个领导小组，制定了应急预案、防控方案、员工疫情防控行为指导、食堂就餐规定、公共区域清洁规定等等，每个省建一个管理小组，负责联络到在该省的每个员工。2月10日，首批1.4万名员工复工，复工率为37%，他们基本都是在北仑过年的。
此时马建荣最怕的，一是外地员工不想再回来了，二是政府对劳动密集型企业有忌惮，要求慢开工。
2月12日，一个陌生电话打到马建荣手机上。“我是郑栅洁，我想了解一下申洲的疫情防控情况。”原来是浙江省委副书记、宁波市委书记直接打来的。
马建荣汇报了防控措施，如厂区配备了30台红外热成像仪，员工一天测三次体温，厂区全面消杀，复工人员上班戴口罩，比以前工位的距离更长，体温异常者及时与防疫部门联系进一步检查或隔离观察，每个员工都建了二维码信息表，做到一档一案……。
“你们这样做，我就比较放心了。接下来就是要在疫情防控措施到位的前提下加快复工，做到防疫复工两不误。不复工，经济上不去，也会出问题。所以政府全力支持你们复工。”
马建荣说：“当时一些地方封城封路，交通不通，我们很焦虑。邻省某县有700多名申洲员工，我们组织好了大巴和人员，但县里不允许返工，把我们在当地的领队也扣留了。这时只能靠市里出面。宁波交通局和各省交通厅联络协调，允许大巴停在高速路口，最后一公里我们自己解决，人齐了就上路。交通局写了很多责任承诺书，有一次对方要求市长亲自签字，市长也签了。”
从2月11日开始，宁波交通部门一共为申洲派出700多辆大巴车，接回了1.7万多名外地员工。不管大巴晚上几点到，宁波医疗系统的人员都等着，为他们做核酸检测。2月20日，复工率达到97%。
2月16日，宁波发出“关于促进企业复工复产的若干意见”，一共20条，第一条就是“支持企业员工返岗”，对接送中产生的包车费用给予50%的补助，对自行返甬的外地员工给予补助。有些企业复工了，但食堂没开，宁波商务局立即协调餐饮企业复工，点对点对接解决。2月17日，宁波采取了“备案制+负面清单+承诺制”，负面清单之外的企业（项目）在落实防疫举措、向乡镇（街道）或行业部门报备后即可复工。
我在北仑区采访时还得知，吉利汽车的春晓制造基地就在北仑。一辆整车涉及几百家供应商、上万个零部件，由于上下游产业链复工不足，吉利汽车一度“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比如车身的轮罩有一个轮罩内板，供应商因员工没有完全到岗，供不了货，车身就焊接不了。为解决吉利的问题，北仑区发改、经信等十多个部门的负责人每天晚上开碰头会，梳理所有配套企业情况。凡是北仑区内的配套企业，直接分到街道，由街道统一解决；区外市内的，宁波市成立了9个“三服务”小组（服务企业、服务群众、服务基层），将全市的吉利配套企业加进“三服务”微信群，有问题就在群里落实解决；宁波市外的，则由市领导帮助解决。
一番努力之下，吉利在宁波的156家供应商在2天内完成复工，市外的185家供应商的交通运输问题在5天内得到充分解决，同时政府还分3批次梳理了350多家本地零部件企业名单、产品类型提供给吉利，帮助选择合适的本地供应商作为备选，吉利最后新增了35家本地供应商。
当我了解到，申洲几万人的复工，吉利几百家供应商的问题，都是这样解决的，我顿时明白了中国的“产业公地”是如何形成的。
一方面，龙头企业牵引的网状分工结构非常高效，另一方面，政府不仅营造了优良的基础环境，在关键时刻还扮演了托底的角色。
财散人聚，得人才者得天下
我调研的第二家企业是舜宇光学科技（02382.HK，下称“舜宇”），1984年成立，30多年一直以光学零部件为核心，今天已是能将光、机、电、算技术综合应用于产品开发和大规模生产的领军型企业。
舜宇在玻璃镜片和车载镜头方面的销量是世界第一，手机镜头、手机摄像模组的销量是世界第二，显微镜销量是国内第二。2019年实现营收378.49亿元，实现归母净利润39.91亿元。
和申洲类似，舜宇也是躲在巨人后面的巨人。它的主要客户，在车载光学镜头领域是奔驰、宝马、奥迪、雷克萨斯等，在手机摄像模组方面是华为、OPPO、vivo、小米等，在仪器领域是蔡司、奥林巴斯等。它们是舜宇的“名主角”，舜宇的战略就是当好“名配角”。
舜宇的创始人王文鉴，1947年生于余姚，1983年，时任余姚电容电器厂质检员的他带着8名高中毕业生，前往浙江大学学习光学冷加工技术。1984年他们贷款6万元创建了余姚第二光学仪器厂，确立了光学冷加工方向，跻身照相机镜头生产行列。此即舜宇的起源。
舜宇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两点：一是钱散人聚的分享，二是产学研相结合的创新。在钱散人聚方面，舜宇有些像华为。王文鉴对自己很苛刻，对科研人才却“一掷千金”。1995年他因有杰出贡献，政府奖励了他一块280克的金牌，他把金牌打成41枚戒指，自己只留一枚，其余送给了40位业务能手。
1994年初，舜宇作为宁波市股份制改造试点企业，以1993年12月31日为资产界定日，此前所有在册员工350人，均按工龄、岗位职责、贡献大小配置股权。做法为“现金入股+量化配股”，员工根据自愿原则，以现金1元认购1股，公司按1比2配给量化股2股，即投入现金1元实得3股股权。根据省政府文件，企业创始人可以买断股权或占大股，但王文鉴只给了自己6.8%的股份。2012年他交棒退休时，股权稀释到3%。
1997年起，为引进人才，舜宇先后两次以1比1量化配股，“按职配股，以息还贷，服务10年”。如确定给引进人才量化股1万股，同时会要求他另外配1万股，出1万元钱；这1万元钱由公司贷款，用他每年的分红逐年偿还。2000年，舜宇持股员工增加到427人。
2003年，舜宇又出台“优秀人才评价制度”，对评为优秀人才的员工实施股权激励，从2003年起每年拿出总股权数的2.5%进行奖励。
2007年舜宇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2010年舜宇决定用1亿股上市公司股票（每年通过真金白银的利润回购的流通股），分10年激励中层以上管理者和业绩优秀员工。这1亿股激励，不再需要现金配股，只要为公司服务满4年（总裁满5年），就可以直接在二级市场出售。1亿股中，按岗位职务授予的有3300万股，6700万股作为员工业绩奖励。
2015年，舜宇又将激励面扩大到课级基层管理者和具有工程师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截至目前，舜宇有3200多名员工成为股东，演绎出财散人聚、得人才者得天下的生动篇章。
产学研相结合
舜宇创立之初，只是个小集体企业，能走上科技创新之路，是因为一开始就坚持产学研相结合。舜宇与浙江大学真诚合作，而浙大在光电方面的科研能力国内一流。双方的合作，从额定利润分成，到按实际利润分成、根据投资比例共担风险，再到组建股份有限公司、成为真正的利益共同体，越来越紧，越来越深。
王文鉴曾说：“中国目前多数的学、研单位和企业，都不具备独立实现高新技术产业化的能力，而双方优势互补恰恰具备了实现产业化的基本条件，为何不能互惠互利共同发展呢？
症结在三个方面：
其一是不少企业经营者缺乏科技兴企意识；
其二是不少高校、科研单位在与企业合作中‘吃了亏’， 一朝被蛇咬，三年怕井绳；
其三是被‘不想共赢而想独赢’的私心杂念蒙蔽了理智。”
舜宇怎么做？王文鉴说，关键有三点：
1、确立科技意识，承认科技的地位和价值。“有不少人问我：浙大在你们这里分了多少钱？我总是认真地告诉他们：浙大在我们这里没有分一分钱！科技同生产结合后，企业效益是双方共创的，不存在科技方在我们这里分多少钱的问题，浙大分享的是他们自己创造的成果，如果没有浙大的这部分，也就没有我们企业的这部分。如果科技人员到头来没有自己的地位，从何谈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呢？”
2、建立合理机制。科技人员主要怕“过河拆桥”，企业也怕对方“虎头蛇尾”。怎么解决双方的担心？必须建立合理机制作为保证。
3、以诚相待，这是合作的基础。“我们与浙大的合作，1989年那时双方都有一本销售账，每次卖出产品各自记个数。有次浙大的账上少记了一笔，我们还是按实际产量向浙大交付了利润，钱虽然只有几万元，双方的心却因此更近了。双方在名和利的问题上只有让，没有争，用他们的话来说，我们这里是个‘君子国’。”
舜宇的核心价值观是“共同创造”，即共创事业与价值，共担困难与风险，共享成果与利益。无论是推动员工分享，还是坚定不移走产学研相结合之路、成为“厂校合作的典范”，背后的关键都是价值观。
一定要选择远方，才会有成就
我在宁波调研的第三家企业是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300666.SZ，下称“江丰”），2005年创立，专业从事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用超高纯金属材料及溅射靶材的研发生产，填补了中国在这一领域的空白。
江丰创始人姚力军说，江丰就像在芯片里修路，只不过这条路只有头发丝的万分之一宽。
姚力军拥有哈尔滨工业大学和日本广岛大学双博士学位，曾任一家世界500强公司电子材料部门的日本生产基地CEO。2004年11月，第六届中国塑料博览会在余姚举行，姚力军受余姚市之邀前来参加，实地考察了这里的创业投资环境。
余姚给他的承诺是：“你只要来，关键技术和人才你解决，剩下所有问题交给党委、政府来解决！”2005年4月，姚力军辞去世界500强公司的高职，和六七个人的团队一起飞抵余姚，开始创业。
创业是艰苦的。2008年春节前，产品研发出来，但卖不出去，过完年账上只有10万块钱。这时几家跨国公司相继提出收购意向，如果同意，立即可以实现财务自由，如果拒绝，面临的是难以预料的困难，甚至是破产清算。
关键时刻，大年初八，政府上班的第一天，余姚科技局的局长手捧鲜花来看望姚力军，还带来了科技扶持政策，帮助他们获得了300万元银行贷款，渡过了一个难关。2009年8月，江丰的溅射靶材开始向中芯国际供货，产业化正式起步。2014 年，中国第一炉“电子级低氧超高纯钛”在余姚投产，整个生产线完全自主创新，钛锭纯度高达99.999%，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能够生产低氧超高纯钛的国家。
江丰是典型的技术创新企业，拥有覆盖Al、Ti、Cu、Ta等多种金属材料及溅射靶材全工艺流程的完整自主知识产权。姚力军说：“只有选择困难和艰苦的事情，才会有价值；一定要选择远方，才会有成就。”
凭借过硬的技术，江丰成功获得了国际一流芯片制造厂商的认证，在全球先端7nm FinFET （FF+）技术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领域量产，并正向5纳米和国际最前沿的技术迈进。
博大和精深
宁波制造是博大的。像镇海石化，经过40多年建设，在曾经的海涂地上建起了原油年加工能力超过2300万吨的中国最大炼化一体化企业。
宁波的“246”万千亿级产业集群建设目标是：到2025年培育形成绿色石化、汽车2个世界级的万亿级产值产业集群；高端装备、新材料、电子信息、软件与新兴服务业等4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5000亿级产业集群；关键基础件（元器件）、智能家电、时尚纺织服装、生物医药、文体用品、节能环保等6个国内领先的千亿级产业集群。
宁波有雅戈尔、方太、公牛、奥克斯、杉杉、得力文具等和消费者贴近的品牌，也是中国注塑机之都、中国紧固件之都、中国文具之都、中国模具之都等8个特色产业之都。
因为有“龙头竞争力＋特色竞争力”，2019年宁波规上工业企业亩均税收44.7万元/亩，居浙江第一。今年3月15日公布的浙江省“亩均效益”领跑者20强，宁波有7家上榜。
但这次调研，宁波制造更吸引我的地方是精深，是做出不可代替的高精尖特的东西。可能只是零部件，但“关键到不能少”，或者“少了就不会这么好”。压铸模具、轴承、汽车橡胶配件、称重传感器、交通事件智能检测分析系统、电机铁芯模具、脱硝催化剂、铝轮毂、铷铁硼永磁材料、缝纫机旋梭、电脑横机、切割丝，在这些一点都不性感的名词背后，耸立着一大批隐形冠军。而所有这些，几乎没有一个不需要花上十年乃至二三十年的专注付出才能成就。
大国重器离不开“精微小器”。就像宁波信远工业公司制造的柔性石墨复合密封圈，为长征五号运载火箭两型液氢液氧发动机的研制奠定了基础；中国核电站反应堆的密封技术，则来自宁波天生密封件有限公司。“天生”作为“核电站密封新技术、新产品及应用”的第一完成单位，获得了2010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是第一个获得该奖的中小民营企业。
民生福祉也离不开“精微小器”。比如，当信远公司十年磨一剑，成功推出中国第一根不断针的“硬质合金牙科车针”后，国外产品的垄断被打破，原本进口一支牙科车针需要45元，现在只要8元。
当年谈中国制造，有“可怕的顺德人”之说，今日谈中国制造，可以加一句，就是“可敬的宁波人”。
制造业的魂
中国制造业单项冠军之城，为何是宁波？
因为这里有一大批热爱制造业，充满市场意识、国际意识和科技创新意识的企业家。宁波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有浓厚的创业精神，近现代以来始终站在开放前沿，今天的舟山港已连续11年成为全球货物吞吐量第一。和世界市场相连接，与开放型经济为一体，这样的环境赋予了宁波企业家开阔的产业视野和志在全球领先的抱负，这种抱负也是他们数十年专注奋斗的内在动力。
因为宁波有重视制造业、支持制造业发展、真正弘扬企业家精神的生态环境。这种环境的形成并非一日之功，而是综合的、配套的，政、商、社会合作形成的。比如，通过大量人才引进和创业支持的政策，宁波的人才净流入率连续两年居全国城市第2位，其中制造业人才净流入率居全国城市首位，生态引人才，才聚业更兴；
又比如，很多企业在研发突破后会面临“首台套”问题，即市场上谁最先应用。这时政府适当引导，就能起到“第一推动力”的作用；
还比如，政策是普惠的，而企业的问题往往是个性化的。精准施策很重要。宁波的领导说：“措施有时比政策更重要，因为措施是具体的，有针对性的，这需要整个政府的服务下沉再下沉，真正变成服务型、响应式的政府，营商环境的改善和服务能力的提高永无止境。”
曾几何时，很多地方流行“逃离硬资产”“退出制造”，热衷快速见效的东西。宁波绝大部分制造业企业家都有超强定力，不碰房地产，不炒股票，不投机。很多单项冠军企业的创始人学历并不高，但务实、专心、爱学、重研发、不自满，他们是“干中学”的杰出代表，是长距离奔跑的优胜者，时间越长优势越显。
一家宁波企业和日本企业合作了20多年，日本代表感慨：“如果我的合作对象是日本人，我都没有自信能合作这么多年。”
宁波制造所蕴含的精神，是竭尽全力、永不停息、让产品一天天更有价值、一天天在客户那里更加不可代替的精神。一生一品，一业一念，念念不忘，必有回响。这种力量早已超越了金钱的刺激，而和抱负、信念、事业心、成就感、全员共享等结合在一起。
郑板桥说：“精神专一，奋苦数十年，神将相之，鬼将先之，人将启之，物将发之。”只要足够努力，一切都会帮你。
三大产业都是中国的命，但制造业更关系到中国的运，制造业的创新也会极大地推动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而宁波制造，体现的是制造业的魂，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所需要的精神。
如此多的单项冠军为何集聚在宁波？最重要的因素，还是一个地方的社会资本、无形资产、人的素质与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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