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图韩立萍
记者何峰通讯员吕汉杰
共同富裕示范先行，农村是难点，也是关键。
近些年，我市着力践行“法助共富法护平安”，由点到线到面推进智慧、高效、民主、和谐的法治乡村建设。尤其是去年5月1日开始实施的《宁波市法治乡村建设促进条例》，作为我市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促进性立法，对乡镇法治政府建设、乡村自治促进、乡村社会治理法治化、服务与保障等方面作了规定，使得农村各项事业得到蓬勃发展、村容村貌有了较大改观、社会风气不断好转、基层组织实力增强、人民生活更加富裕和谐。
规范小微权力
奠定村庄发展法治基础
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法治是基础。依法治理，是村庄治理的基石，也是农村发展的前提。
余姚是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建设的起源地之一。试点开始时，梨洲街道明伟村依靠党建引领，着力推进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农村基层法治化，使明伟村从一个集体经济年收入不足10万元的“困窘村”，变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从班子软弱涣散的“破大船”变成了攻坚克难的“尖刀班”，先后获得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浙江省文明村、浙江省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示范村等60多项荣誉称号。
余姚“明伟老娘舅”让矛盾纠纷“不出村、不上交”。
村庄能不能健康发展，首先要看能不能规范权力运行。为更好地规范小微权力，明伟村印制了《小微权力规范运行操作手册》，并发放给每一位村民；村监会成员列席周一例会，负责监督村干部的各项工作、审核村内各项工程、审议村集体经济的各项支出。“即便是一包茶叶、一笔工钱、一个杯子，都要上报且经村监会审议。”明伟村负责人告诉记者，该村的收支被严格限定在制度的框架下。
随着村民选举权、管理权、决策权得以保障，明伟村村民参与村庄治理热情高涨，干群联系更加密切，形成干群互动的良性循环，为村庄发展营造了健康的社会环境，助力农村新发展。
明伟村的做法，是余姚推行阳光村务的生动写照。余姚制定“全面清权”清单，对照村级班子成员职责，对党务、村务、“三资”、公共服务、人事用工等五大类32项农村基层权力事项，逐项设置运行流程、绘制流程图、列出廉政风险点，并按民主决策程序，提交村民代表会议表决通过，以村规民约的形式汇编成册、付诸实施。
事实上，对于规范村级小微权力，我市一直领跑全国。宁海县于2014年开始探索《村级小微权力清单三十六条》，给村级小微权力套上“紧箍”。该清单涵盖了村级重大事项决策等19项村级公共权力事项，以及村民宅基地审批等17项便民服务事项，基本实现了对村级组织和村干部小微权力内容的全覆盖。2018年，“推行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制度”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
宁海县下畈村小微权力36条发源地标志。
2018年，按照“最多跑一次”改革要求，宁海县修改完善28项流程，归并、取消11项权力事项，新增《宁海县财政主要惠农政策清单15条》以及村务监督履职规范等监督事项。2020年，因机构改革、政策调整等造成的变化，修改主要流程及要求18处，重新编制《惠农补助清单17条》。去年，借助数字化改革的“东风”，迭代升级形成浙江省基层公权力全程在线审批应用(宁海县村级小微权力36条多跨场景应用)，实现多端协同、场景多样的数字政务新模式。自该应用上线以来，各功能模块共产生数据58991条，其中村级工程项目2822条、资产资源5504条、村级采购8077条、劳务用工16011条、用章管理1760条，触发红色预警243次。
“只有实现法治，才能逐步形成‘农村经济发展更有活力，乡村社会治理更趋和谐，基层民主权利更有保障，基层政治生态更为清廉’的良好乡村治理格局，进一步充实社会治理的法律与道德底蕴。”市普法办负责人说。
公共法律服务
有力保障农村共同富裕
眼下，正是蛏子丰收的季节，如何防范线上销售的法律风险？让宁海长街一些蛏子养殖户发愁。看着一张张订单，养殖户们在法律顾问“e服务微信群”发起了咨询。
“注意保存线上销售合同，同时也可以借助第三方交易平台缔结合同，以证明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遇到问题主动与客户联系协商，以免遭到投诉。”听着农村法律顾问的解答，长街镇九江村村民老陈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他对公共法律视频服务赞不绝口，“以前遇到法律问题，自己不知道怎么办，现在有了视频服务，我只要有需求，法律顾问就能第一时间给我解答，很是方便。”这样的视频对接点，在宁海实现了乡镇(街道)全覆盖，深受村民好评。
宁海县岔路镇下畈村村民到“法治诊所”咨询法律问题。
“群众有需求，我们来解答。”今年3月份以来，宁海农村法律顾问通过微信群解答养殖户、种植户相关法律咨询1000余次。宁海县司法局早在2019年就开始探索在乡村设立“法治诊所”，吸纳农村法律顾问、“法律明白人”、人民调解员等加入“法治诊所”，放置公共法律服务自助机，提供矛盾纠纷调处、法律咨询解答等，为村民提供“家门口”的法律服务。去年，该县又在“枫桥式”司法所设立24小时“法超市”，给群众带去实实在在的便利。目前，宁海县已实现农村法律顾问全覆盖，近3年来，累计提供法律服务1.16万余人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3206件，为农民挽回经济损失5998万余元。
法律服务和法治环境，不像产业项目那样直接为乡村创造财富，却是在持续缩小城乡差距、区域差距、收入差距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保障。“法治能为乡村造就开放稳定的发展环境，加快农村生产力发展，助力招商引资，有效盘活村集体资产，为村民提供更多创业平台、就业机会，同时保护农村的经济活动，保障村集体和村民的合法权益，使得村集体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农民生活日渐富裕。”市司法局相关负责人说，如今的乡村，涉农案件的矛盾集中点多出现在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农村承包地、宅基地、农村社会秩序等领域，通过“乡村振兴”+“司法服务”，司法行政部门与联系部门、乡村加快协调配合，充分发挥司法职能，可以妥善处理涉农纠纷，维护乡村社会稳定和发展。
近年来，我市司法部门通过数字赋能，将一个个“数字化”的公共法律服务平台打造成为“法助共富”的新利器，有效提升了法律服务质效。
余姚精心打造农村法律顾问站，推出“农村法律顾问”制度，在网格化开展村巷田头、小微企业走访，实现生产经营全流程法律指导的同时，打造线上服务平台，做到了农村法律顾问“e服务微信群”全覆盖，提供在线法律咨询、在线法治宣传、在线法律援助等，让公共法律服务24小时不打烊。
“花式”普法宣传
为乡村善治保驾护航
法治观念要深入人心，首先必须有足够的宣传场所。我市除了因地制宜建设法制辅导站、法律图书角、法制宣传栏等特色宣传阵地外，还花大力气建设法治公园。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成县、镇、村三级法治文化示范阵地676个，数量居全省之冠。
“立足余姚深厚的法治文化底蕴，我们重点打造了王阳明法治思想展示馆、黄宗羲法治思想基地，并在乡村人群密集处新建了36个法治文化长廊、法治文化公园等，集经济实用、教育普法于一体。”余姚市司法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在普法阵地建设上，我市注重线上线下的融合。鄞州区云龙镇“掌上治村”平台，将“云课堂”“村务听证”“村务问政”“村规民约”“老林说法”“老林调解”等纳入其中，通过“律云online”法律服务程序，为村民提供“问律师”“找调解”“办公证”“寻鉴定”等优质法律服务，平台开通至今，线上咨询法律知识、提供意见建议等互动已有700余次。
乡村普法，人才是关键。“有了平台载体，谁去普法，成为打通法律下乡的关键环节。”市普法办负责人介绍，这些年，我市一方面组织专业人员下沉一线普法，另一方面在村庄培育“法律明白人”“法治带头人”和调解员，提升乡村普法的覆盖面。
宁海启动“乡村法律课堂”“百名执法干部讲百堂法治课”等活动，邀请全县百名执法干部、律师、讲师团成员、人民调解员等，就村民在生产生活中经常碰到的宅基地纠纷、重大事项实施、征地纠纷等问题，开展释法工作。
象山“警民说事室”为百姓“说理了事”。
象山深化法律顾问、政法干警下基层活动，推行“律师E说事”“警民说事”“法官说案”“检察官说法”，将村级矛盾化解导入“法治”轨道。同时，结合“最多跑一次”“反诈”“一打三整治”等宣传活动，实施“百名律师千场法治讲座”、法治宣传进农村文化礼堂、普法志愿者进村入户等专项活动，实现普法工作到村、进户、见人。此外，该县发挥法治人才以情说法、以理释法作用，全面实施“法治带头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示范户”培养工程，成功培育“法治带头人”422名、“法律明白人”402名。
我市通过精准普法，逐步建立了以群众需求为导向的普法新思维。去年，我市利用《宁波市法治乡村建设促进条例》出台契机，宣传聚焦农民群众生活生产中遇到的热点法律问题，如基层选举、土地征用、社会保险以及婚姻家庭、物权法上的相邻关系处理等，重点宣传普及《民法典》《选举法》《土地承包法》等相关的法律知识。
我市各地依托乡镇矛盾调处中心，在各级民主法治村成立矛调站，实行窗口坐班、在线服务同步，着力推进基层组织依法决策、依法行政和群众学法用法，探索法律调解助力减少纠纷之路。
“我们村成立了‘明伟老娘舅’队伍。村内邻里纠纷、环境问题及各类急事、难事、烦心事，村民可向‘老娘舅’寻求帮助。目前，‘明伟老娘舅’已累计调解各类纠纷1000余起，涉及金额1000多万元，成功率在98%以上，基本做到了矛盾纠纷‘不出村、不上交’。”明伟村负责人告诉记者。
照片由市司法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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