甬派客户端记者 徐丽敏 实习生 余铅 通讯员 曾家宇
天还没亮透,鄞州区中河街道桑菊社区永泰花园小区的一扇窗,先亮起了灯。
那是陈玲玲的家。
灯下的影子在厨房和卧室之间来回移动,穿衣、擦脸、递茶、喂药,再用轮椅把母亲推到阳台。
等这一切落定,她才顾得上自己,匆匆抹把脸,转身又进了厨房,准备早餐。
“从把阿姆接到我家来,我就一直跟她睡一个房间。”陈玲玲的卧室里,两张床并排摆着。一翻身,她的手就能触到母亲的床沿,掖一掖滑落的被角,握一握她的手。
这套动作,她重复了35年。母亲瘫痪时,陈玲玲才29岁,从那时起,照料母亲就成了她生活的重心。

“多担一些作为老大的责任”
1991年,母亲陈凤美49岁。一个深夜,患脑膜炎的她起身上厕所,脚下一滑重重摔倒,随即陷入昏迷。
家里人急忙将其送往医院,“我们只当头晕,谁知下午人就说不出话了”。在宁波住院近一个月,病情不见好转,医生建议转到上海仁济医院。
卧床的母亲无法站立,也不能久坐,一家人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决定坐船去上海。“那天下午四点多登船,我一刻不离守在阿姆的床边。”往事在陈玲玲记忆里依旧清晰。
那一夜,轮船随水波摇晃,她趴在床边,不敢熟睡。“阿姆一动,我就抱住她,生怕她掉下来。”舱里的灯昏昏黄黄,她就这样半梦半醒,守了一夜。
次日清晨四点多,船到码头,救护车已在等候。
陈凤美被上海医生确诊为多发性脑梗,几经辗转治疗,陈凤美能讲话了,双手也能慢慢活动。“虽然有好转,但双腿是不能动了。”医生的平静宣告,意味着母亲往后只能卧床度日。
那一年,陈玲玲的女儿刚满周岁。一边抱着嗷嗷待哺的孩子,一边帮父亲照料卧床的母亲,两头拉扯的日子,早早压在了她的肩上。
2004年,变故再起,打碎了辛劳日子里短暂的平静。

父亲外出时,母亲口渴想喝水,伸手去够桌上的热水瓶,手一抖,滚烫的热水倾倒而出,浸透被褥、衣服,母亲的臀部被严重烫伤。
“皮肉都烂掉了,她本身还有糖尿病,烫伤之后引发败血症,医生说人可能随时会走。”陈玲玲当时吓坏了,出院之后,把母亲接到自己家中照料。
每日消毒换药、吹干伤口,又联系“赤脚医生”上门输液打针。日复一日精心看护,母亲的病情竟然一点点好转。也是这时起,陈玲玲正式扛起全天候照顾母亲的重担。
“三个妹妹身体都不是很好,而且轮流照料,频繁更换环境,对阿姆也不好。”陈玲玲哽咽道,“阿姆这辈子太苦了,没享受过好日子。我是家里的老大,有责任多担一些。”
姐妹几人商议,每月共同承担母亲生活费,医药费平摊。然而,没过几个月,父亲查出贲门癌晚期,也住到了陈玲玲家。一年之后,父亲撒手人寰。重担,进一步压在她肩头。
“阿姆好,就是最大的快乐”
“我经常会感到崩溃。”陈玲玲语气平淡,仿佛在说别人家的故事。
她至今记得,父亲病倒住院那阵,她从医院回家,一推门,就看见母亲床上一片狼藉。那种无力感,像潮水一样瞬间将人吞没。“那段时间,我甚至害怕推开家门。”陈玲玲说。
日常的崩溃,更是既细碎又磨人。
一边是卧病老人,一边是读书求学的孩子,还要外出打工赚取家用。压力层层堆叠,让她喘不过气来,无数个瞬间,她觉得日子黯淡无光。
糖尿病患者更容易得褥疮,陈玲玲每天要为母亲擦洗身体。有时她刚给母亲擦好身体,换好干净裤子,轻声问:“要不要上厕所?”母亲说不要,可一转头,裤子就弄脏了。
“我不是问过你吗?”沉重的疲惫裹挟着委屈,一句埋怨脱口而出。
母亲不说话,就像犯了错的孩子一样,怯怯抬眼望向女儿,眼底盛满愧疚与自责。“我说完,心里就难过。”怕母亲多想,陈玲玲背着她忍不住偷偷哭。
这样的瞬间,35年里数不胜数。抱怨过,痛哭过,待泪水拭干,依旧起身做饭、擦身、换药。“只能找妹妹们吐槽倾诉,慢慢开导自己,心态必须稳住。阿姆好好的,不就是最大的快乐。”
日夜无休的操劳,也让丈夫心生怨言,觉得她将所有责任揽在自己身上。争吵渐渐成了常态,最后,两人走到了离婚的地步。

比起脏污劳作与身心疲惫,更让陈玲玲心悸的,是深夜里母亲骤然沉寂的呼吸。有一夜,她连声呼唤“阿姆,阿姆”,却得不到一点回应。她慌忙起身探触,脉搏与呼吸尚在,只是怎么也唤不醒。她吓坏了,打电话叫救护车,“医生说,如果没有人在,就走了。”
这样的“深度昏迷”,后来还发生过几次。有一次在医院,护士发现紧急叫来医生,一时找不到诱因,只能反复轻揪老人大腿,揪得大腿布满乌青,半个钟头之后,母亲才缓缓苏醒。
自那之后,陈玲玲夜里睡得愈发浅。母亲打呼噜声音重,她怕痰液堵塞气道;没声音,她心就悬了起来,更害怕。一晚上要醒很多次,特别是下半夜,给母亲翻身、盖被子。“从没睡过一个安稳觉,就怕有什么意外发生。”
除了天天照护之外,经济压力同样沉重。
母亲瘫痪多年,胰岛素、各类药物、就医诊疗等大多需要自费,于是,棋牌室保洁、商场促销员、养老机构护工……她一份份工作轮番尝试,最难的时候身兼两份工,在上班与陪护之间来回奔跑。
如今,家里装着摄像头,外出上班时,她就能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母亲的状态,妹妹们也常来搭把手。
陈玲玲的付出,妹妹们都看在眼里。
“这么多年把母亲照顾得那么周到细致,我们心里非常感激。有这样一位姐姐,真的是我们和老妈的福气。”二妹说。
“想让阿姆多看看外面的世界”
日子再苦,陈玲玲也舍不得委屈母亲。
母亲想吃什么,她就按着喜好准备。黑米粥、馄饨、油条、大饼……早餐换着花样来。
检查身体时,医生盯着检查单,忍不住惊叹:常年卧床的老人,肠胃状态竟比很多同龄人要好。那一刻,陈玲玲不仅开心,更是自豪。
“阿姆自从瘫痪之后,就常年待在屋里。我总觉得,她不该被困在狭小的房间里,想让她看看外面的世界。”晴好天气,陈玲玲一有空就背母亲下楼,去附近公园晒太阳。

想去远一点的地方,妹妹们就过来一起帮忙。东钱湖、月湖公园、金峨寺、樟村、鼓楼……宁波的山水街巷,都留下过她们相伴的身影。
“带点吃的,把布往草地上一铺,像野餐一样。”陈玲玲说,母亲喜欢出门,坐在阳光里,吹着风,看着花草,心情会舒畅很多。
说着说着,她点开手机相册,一张张照片滑过。照片里,母亲坐在轮椅上,脸上带着明朗的笑容。
2020年7月,陈玲玲想起母亲从前爱哼越剧,一个念头涌上心头:带阿姆去唱卡拉OK。姐妹几人商量,下午KTV价格实惠,便推着老人前去。
包厢里,老人握着话筒,《红楼梦》《白毛女》一首接一首地唱。那个午后,长久困于床榻的母亲,沉浸在婉转的戏曲声里,满心欢喜。
80岁大寿那天,全家人齐聚一堂,热热闹闹为老人庆生。老人戴着生日帽,坐在摆着大蛋糕的桌子前,眉眼中都透着开心。
如今,老人记忆力退化,脑子时好时坏,耳朵也不灵了。但见到有人来,她会笑着说:“女儿好,我开心。”
陈玲玲悉心照料母亲,街坊邻居有目共睹。
吕阿姨家离得不远,平日里常能看见陈玲玲忙前忙后的身影,把家里打扫得干净整洁,老人照顾得气色很好。她忍不住称赞:“几个女儿对她们母亲都很好,特别是大女儿这么多年一直尽心照顾,交关好!”
陈玲玲的女儿自从做了妈妈之后,也更加理解了母亲的辛苦,常说:“你放心,以后你年纪大了,我也把你照顾得好好的。”
纵有千般辛苦,心底那份对母亲的疼惜,托举着陈玲玲熬过无数不眠的夜晚、身体的劳苦与心底的委屈。
采访临近尾声,陈玲玲起身走向母亲,俯身整理老人衣领,习惯性地擦了擦嘴巴,动作熟练而麻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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