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建江演出现场。（受访者供图）

沈建江坐下，脚踩踏板，鼓声先响；手一抬，二胡的弓搭上弦，一段越剧唱段从他口中流淌而出。唱完一段，他放下二胡，换上唢呐，脚上还在踩着鼓点。这是日前记者在余姚小曹娥镇宁波市非遗“一人戏班”工作室见到的一幕。工作室里，乐架一字排开，最中央的不锈钢架上固定着锣鼓钹镲、高低音梆子等10种乐器，唢呐、二胡、板胡和笛子搁在一旁。

嘴里唱戏，手中拉琴，脚上踩鼓，一个人弹奏十几种乐器，难度大，学成的人向来不多。但在当年，锣鼓一响，四乡八里的乡亲就围过来了。

独承衣钵，苦习旧腔

2023年，沈建江拜余姚市非遗“一人戏班”第三代代表性传承人陈利军为师。彼时陈利军身体欠佳，当面点拨的时间有限，更多时候，沈建江对着留存的视频一段段看、一帧帧抠，才慢慢游刃有余。

视频里反复出现的人叫阮德耀，“一人戏班”由他创立。阮德耀是小曹娥镇朗海村人，20世纪50年代初在剧团唱小生。那时排戏，后场常缺人，打鼓的来了，敲锣的却请假了。阮德耀做了个架子，把锣钹、梆子、单皮鼓挂上去，一个人弹奏三四样乐器应急。后来，他把八种乐器固定在同一套架子上，“八音乐架”由此诞生。

阮德耀后来组建了“阿耀戏班”，最红火时一年演出不下200场。一位读过私塾的老先生给他写过一副对联：一人敲打，锣鼓满场；单口说唱，戏文闹猛。

看了那么多视频，给沈建江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阮德耀坐在架子前的样子——手、脚、嘴各忙各的，神情从容，怡然自得。那种松弛感，令沈建江着迷。

1997年，沈建江从师范学校毕业，此后一直在小曹娥镇担任小学教师，带学校民乐队的孩子玩乐器。锣鼓、笛子、二胡、唢呐，每一样都是他自己慢慢练出来的。

巧改乐架，翻新戏文

旧的那套“八音乐架”，沈建江越用越觉得不对劲。木头架子年头久了，弹簧断了接、接了断，一天里大把时间花在摆弄架子上。

家里人也不大理解：下班回来不歇着，整天跟一堆木头架子较劲，图什么。沈建江没多解释，开始往泗门镇万圣村跑。

村里有个做不锈钢加工的匠人。沈建江找上门，说要打造一套能挂十几种乐器的架子。匠人没做过这种东西，他就一趟趟去，弹簧用什么样的、焊点打在哪里，两个人反复探讨，前后改了两年，最终打出这套不锈钢“十音乐架”。

这套架子的主体部分能同时固定10种乐器，演奏时两侧还能再放点别的乐器，加起来一共16种。不锈钢比木头结实，弹簧不容易断，调试起来比原来省事得多。他一个人管着16种乐器，锣鼓、钹镲在架上，二胡的弓在手里，手、脚、嘴各管各的，一台戏的后场就全在他一个人身上了。

架子改好了，曲目也得跟着改。他把传统曲目缩成更短的小剧本，把南北各地流派的演奏特点融进传统曲目里，让老戏在十几分钟的展演里完成，观众坐得住、听得进。演奏难度也降了下来，初学的人更容易上手，也更容易在短时间里获得完整的演奏体验。

舞台上的事，他找到了一些办法。可舞台下面，还有另一件事等着他。

戏台常在，后继有人

阮德耀那个年代，婚丧嫁娶、节庆庙会都需要戏班；到如今，这种场景已经很少了。沈建江有时坐在架子前会想：这门技艺，会不会只是遇上了某一个时期的热潮？

他没跟谁讨论过，但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找答案。

今年8月底，在泗门镇谢家路村的四季村晚舞台，他坐在乐架前，旁边是越剧演员，非遗“一人戏班”和越剧《花园会》搭在一起，锣鼓钹镲在他手里响着，配上越剧婉转的唱腔。台下坐满四乡八里的村民，锣鼓一响，那些眼睛就跟着台上转，老的少的，一个样。那一刻他忽然觉得，这些人和阮德耀当年面对的观众，是同一类人。

这两年，这样的场合一年比一年多——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四季村晚、校园课堂。不管到哪儿，锣鼓一响，台下总有人愿意坐下来听。这让沈建江信心倍增：“‘一人戏班’需要被看见，更需要一代代传下去。”

余姚文化底子厚，拥有各级非遗超120项，是浙江省首批戏曲之乡之一；建成近30家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开设非遗专题课程，非遗进校园的路子越铺越宽。

这样的底子摆在那里，沈建江找徒弟，就不用他一个人在教室里碰运气了。

他现在带着两个小徒弟，一个读六年级，一个读四年级，都是在小曹娥镇当地学校挑的。他挑人时不看谁学得快，看的是有没有兴趣学。孩子刚坐到架子前，手、脚、嘴各管各的，有的孩子一乱就没了兴致，手停在那里；有的乱了也不肯下来，眼睛还盯着架子。沈建江挑的是后一种。

两个小徒弟现在能演奏一些简单段落，离独立完成一整段还差得远。他不急，因为他知道，只要还有孩子愿意学，这门技艺就会继续往下传。甬派客户端宁波日报记者 顾佳诚

编辑： 杜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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