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辉


　　据《信息时报》11月5日报道，“现在卖瓶装气赚翻了！批发价一直降，零售企业磨蹭好久还不肯把价格真正降下来。”一位炼厂从业人士向记者报料说，前段时间瓶装气成本最低降到每瓶60元，但零售企业一直没把价格彻底降下来，批发价最低的时候广州市煤气公司一瓶气能赚39元，居然盈利约65%。

　　当燃气企业哭着喊着说自己亏本经营申请提价的时候，政府的价格主管部门会受理，组织开听证会，然后燃气企业的涨价申请就会得到批准，它就可以理直气壮涨价。而当我们此时看到“一瓶气能赚39元，居然盈利约65%”时，自然就会这么去反向思维——既然你亏损的时候可以申请提价，那么在你获得暴利的时候，能不能让你降价？

　　目前的答案是“不能”，这是因为，我们的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的价格干预，“只针对价格上涨，价格下降则不在备案范围之内”。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实，假如这种状况一直不改变，我们的“价格主管部门”，不如叫做“涨价主管部门”好了，反正它只管涨价不管降价。

　　是的，我们知道，政府不能自己搞一家燃气企业来平抑气价，也不能过度干预市场强令所有商品都按老百姓的要求来定价。政府如何“既要管理市场又不随意插手市场”，确实是比较需要智慧且不那么容易把握的。但是，“一瓶煤气狂赚39元”活生生给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提出了一个课题——既然企业涨价时你能够给它一张批文，那么，它何时降价，你就不能只依靠企业凭良心办事。换言之，你让企业在你这里找到了说理的地方，你就得同时划出一个区域给老百姓说理；你不能只做企业利益的代言人，而不做群众利益的守护人。

　　或许在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看来，这是很困难的事情，因为他们不知道怎样才能合法合理去要求企业降价。但是，很多看似很难的问题，其实却又非常简单——企业涨价不是要经过申请甚至要开听证会吗？比如，燃气批发价从4000元/吨涨至4500元/吨，企业申请涨价，那么，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引入这样一个条款即可——当燃气批发价跌回4000元/吨时，企业零售价格必须跌回申请涨价前的原价。

　　企业因某因素申请涨价，当这个因素消失后，价格回归原来水平，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就像因贫困吃救济的人，他富起来后，自然就不能再吃救济了。事情其实就是这么简单，唯一的难度在于：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能不能不把屁股坐偏，在企业的百姓之间做到公平公正。

　　“一瓶煤气狂赚39元”不是个小问题，它的背后是百姓利益被漠视后缺乏纠正机制这一现实。在面对垄断集团、准垄断集团、价格联盟的问题上，老百姓缺乏说理的地方这一困境，由来已久，涉及面也很广，比如燃油价格涨快跌慢，就是一例。如何守护百姓利益，如何让百姓有说理的地方、有博弈的平台、有对话的资本，政府“有关部门”不能老是当“无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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