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警方公布了“猥亵案”的调查结果，不构成犯罪，不出所料，果然引发了新一轮对法律公正的质疑，不少“意见领袖”们在评论中或明或暗地认为：里面有猫腻，这与普通网民形成了共鸣，甚至认定如果中国也适用美国的陪审团制度，林必判有罪（童大焕语，《东方早报》11月6日），这让互联网上弥漫着一股“江湖儿女快意恩仇”的暴戾气息。
应该说这是从一个错误的前提——林嘉祥利用公权“猥亵”女童证据确凿，经过错误的“司法推理”，得出了N个错误的结论，进而集体性地沉浸在对所谓“司法不公”的悲情情景剧中。
请大家在义愤填膺之前，先做深呼吸，对自己重复一遍：对所有犯罪嫌疑人必须疑罪从无，而不是“举证责任倒置”，让当事人自证清白。佘祥林、聂树斌冤案中我们疾呼“无罪推定”，为什么面对脑满肠肥、酒气醺醺的林高官，我们就忘了法治原则？
是的，林是高官，所以作为高级官员，已经因为他的那段错误的“屁民”言论，付出了政治代价；但在刑事司法上，他也是一个普通公民，必须适用无罪推定，而绝对不是“群众公审大会”。
我已经撰文指出“猥亵案”的基本事实就是：林卡了女童脖子，并往男厕所拉；女童从未指控林还有其他举动，特别是没有碰过她的敏感部位，因此猥亵罪指控很难成立（《有些罪行只有老天才能审判》见《东方早报》11月2日），这也是现在深圳警方调查的结果。
然而，不少“意见领袖”，不知是屈从于民粹主义的“正义感”，还是缺乏必要法律知识，固执地忘记了自己大声疾呼的“无罪推论”，前有维权人士郝劲松分不清“犯罪中止”和“未遂”就认定林是“强奸未遂”，后有童大焕先生操起了自己本不熟悉的证据法说明“形成证据链”，还搬出中国人民大学何家弘教授，可是何教授的原话是“可以认定当时有侵害女童合法权利的事实发生”，卡脖子也就是“侵害合法权利”啊，何教授可从未认定过有猥亵罪行啊，这恐怕就是非专业人士对专业法律的误解，想想律师总统克林顿那句“我没有和莱文斯基小姐发生过性关系”吧！客观地说，在任何一个合格的中国律师、检察官、法官和刑事警官看来，林的猥亵罪都是证据不足，不能成立的。
然而，很多中国人不愿意相信法律的专业性，而相信想象中的美国“陪审团”，或者说他们宁愿相信“多数人的暴政”；他们恰恰忘记了美国是法律专业化最高的国家，司法上最强调专业性，是最不“民主”的地方，法官都从来不是选出来的。如果说判案子要“一人一票”的民主，那就不是陪审团，而是全民公决。事实上，陪审团只是在法官的主持下，对控辩双方的法律陈述做出普通人的判断。这个案子搬到美国，陪审团在律师的引导之下，也很难认定林有罪。辛普森被判无罪本身就说明美国陪审团绝对不是中国人想象的“群众专政”。
在许霆案里，有网友说：如果法院判决跟绝大多数人的意见相反，那就是错的。我想这是中国法治和民主之路还很漫长的表现，司法权作为一种和行政、立法权相对应的权力，是一种消极权力和稳定的权力，应该按既有法律和法理运作，而不应该“主动迎合民意”。
当群众的“常识”和司法机关的专业判断出现严重对立时，我们有没有机制提供权威、公正、中立的第三方，来向普通民众深入浅出地解释其中原委，使民众不至对司法公正产生误解呢？这是林案留给我们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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