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原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出任山东大学校长，原山东大学校长展涛出任吉林大学校长。据记者了解，这是继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和中南大学之后，第四、五所国家重点大学党政领导职务变动。由此，中国名校校长书记大换岗渐成高潮。对此，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续梅回应称，重点大学党政领导职务调整，原因有多种：有的因为年龄原因正常退休，有的则是工作需要进行轮岗。（10月8日《成都商报》）
某种意义上说，大学校长变动，在公众眼里比省市主要领导变动更引人关注。这当然不是说大众有对大学校长八卦的爱好，而恰恰是对一个时代高等教育的倾心与热望。一方面，公众对我国高等教育的现状未必满意，譬如多如牛毛且触目惊心的学术失范，譬如人才创新能力与社会适应能力得短板；另一方面，就国际声望与学术价值而言，我们对高校的溺爱与高校拼得得名词似乎也不成比例。就在不久前，根据各大学的研究、教职员人数、国际知名度、教学质量等进行评等与分析的最新《〈泰晤士报〉高等教育——二零零八全球顶尖大学排行榜》表明，北京大学由去年的第三十六名，大幅滑落到第五十名。我国名校在国际上的位置，与国家综合实力、财政支付力度等很不相称。
这些问题是高校的问题，解决起来也非一日一人之功，但是，处处事事关乎高校治理——而高校治理离不开校长等主要领导者的理念与智慧。提起北大，我们还是忘不了蔡元培；提及清华，梅贻琦的影子还在。他们不是最出色的专家，却是出色的教育家，其治校功绩远大于其他方面的成就。而他们的思想，多少受到产业革命后英国“新大学运动”得影响。那时，德国学者洪堡德在柏林大学倡导以学校自治为基础的“教授治校”，与此相并行的是“民主治校”，即包括校长在内的学校各级负责人等均由教授和大学会议定期改选，校事的确定，完全取决于校长负责下的民主评议机制。这一“双螺旋”结构型的教育治理模式曾一度成为英、法、美、日等国竭力效法的范式，也被蔡元培先生引入中国并在北京大学获得了巨大成功。迄今，仍有人挂念这种治校方式。
当然，学科向纵深发展，时代也在嬗变，越来越专业的教授和越来越宏大的学校治理越来越难接得上轨。但是，高校治理中的新问题却悬而未决：一是各校既没有清晰的统一治理理念，也没有自己的治校特色，完全依赖行政化路径；二是高校主要领导心有旁骛，一边科研一边治校，管得不深、治得不精，更不要谈锐意改革的精神；三是老好人太多，治校缺乏争辩锐气，职业精神与能力值得怀疑；四是民主氛围不浓，治校缺乏人文情怀，也因此，领导换不换都一个样，在不在也一个样。
大学的官僚化和校长的职务角色框制化是不可规避的现实。在以行政权力为核心的高校里，集权化、程序化、刚性化成为大学管理之共性，而大学精神所应有的灵活性、宽容性却日渐稀薄。眼下，高校治理迫切需要的是“赋权”与“激活”，领导换岗也许是一个契机，但能否兑现为治校利好，还有赖于高校体制的明朗与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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