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晓哲
河南省对煤矿安全事故责任追究进一步作出规定，发生死亡５０人和以上特别重大事故，或一年内发生两次一次死亡３０人至４９人事故的，将对省辖市市长进行停职或免职处理。（11月10日新华网）
上述规定固然量化了追究和问责官员的标准，具有更强的操作性，但有将官员官帽和平民百姓死亡人数“强行挂钩”之嫌。
尊重和珍视生命，是政府官员最起码的为官准则和道德尺度。生命于每一个人只有一次，是不可复制和再生的，从这个角度而言，每一个公民最宝贵的生命价值远远高于任何一顶官帽。死亡50人才能“换取”一顶渎职市长的官帽，这个代价是不是太大了些？这样强行切割下来的“不等号”，就能唤醒个别官员对待群众切身利益的麻木不仁？就能换来官员们善待和尊重生命财产权益的良心么？
一场矿难的发生，如果确实是官员渎职、乱作为或不作为所致，那么无论造成多少人伤亡，本质上和性质上是一样的。虽然造成的死亡人数会有区别，但谁又能说死亡49人和50人矿难中，死亡50人就一定比49人性质严重？所以，以死亡数字来决定和讨论市长的官帽，明显是掉进了形式主义的窠臼，推行的结果并不见得会多么乐观。
而在现实生活中，矿难发生后之所以常常耳闻矿主和地方政府官员刻意瞒报、漏报死亡人数，归根结底是官员和矿主们各取所需。矿主们心甘情愿花巨资摆平死难家属、新闻媒体，不外乎想躲避开重大（3－9人）、特大（10－29）、特别重大（30人以上）安全生产事故中的死亡数字，是想逃避法律严惩；官员们刻意瞒报死亡数字是想保住自己头上的“乌纱”。这些死亡数字恰恰成了矿主和地方官员们乐此不疲的“游戏”。那么，规定“死亡５０人和一年内发生两次一次死亡３０人至４９人事故的”将撸掉市长的官帽，会不会又一次“倒逼”市长们去造假呢？
矿难发生有诸多不确定性，加大官员责任心、事业心无疑是遏止矿难的有效手段，但要从根本上改变官员在矿难中渎职、不作为，甚至官煤勾结、官矿勾结等腐败现象，不能仅满足于设定官员丢官帽的“死亡数字”。笔者以为，对待渎职腐败官员应该建立实行矿难责任“零容忍”制度。在官员已经不称职的情况下，即使“一人未死”也同样应该依法罢免，如果经查证确实于官员履行职责无干，也不见得一定非得按“死亡数字”摘掉官帽。事实上，将“死亡人数”和市长的官帽“强行挂钩”，其实z只不过是一记亡羊补牢式的的“马后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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