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广春
日前，发改委网站刊发了价格司司长曹长庆的署名文章。文章表示，目前我国的价格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目前绝大多数商品和服务价格已经放开，实行市场调节，但一些重要领域如资源和环境领域的价格改革、公用事业、公益性服务领域和垄断行业的价格改革还明显滞后，有的改革才刚刚破题。从价格改革看，今后我国将加快推进垄断行业价格改革，强化成本约束，严格限制垄断行业的高福利、高成本、高价格。(11月14日《上海证券报》)
我国的价格改革，是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而逐步深入和向前推进的。但事实上，垄断行业的价格改革结果，并不令人满意。垄断行业的垄断特征和垄断手段，是通过其价格而实现的。而这些价格，无一不是通过有权部门审批发布的，看似合法，却隐藏着对这些垄断行业价格的诸多“周全考虑”。
严格限制垄断行业的高福利、高成本和高价格，重点是高福利、高成本。换句话说，垄断行业的高价格是因高福利、高成本的内涵而体现的，而高福利又是导致高成本的重要因素。价格核算不能离开垄断行业的高福利、高成本，如果认可垄断行业从业者的高工资、高福利，就纵容了垄断行业的高成本，而要限制其价格，也就舍本逐末了。在百姓眼里，对垄断行业高福利、高成本和高价格的限制鲜有成效。比如，垄断行业调高价格时积极主动，提价要求声情并茂，批准价格调整的部门也没有怠慢过。而垄断行业调低价格，同样由垄断行业自己提出调价申请的方式，实在贻笑大方。垄断行业的利益，并没有与价格的合理性、百姓的需求联在一起。这种价格调整机制，可能比限制垄断行业的高福利、高成本和高价格更为迫切。
还有，垄断行业获得了高利润，最先获得益处的不是国家，这些行业的上层领导既有了政绩又肥了腰包；而一旦垄断行业亏损严重，最先受害的却是国家，这些行业的上层领导仍然高枕无忧，责任全推在体制、市场等身上，名声虽败却收入不减。“下不得辣手，做不得医生”。对垄断行业“限高”，说狠话不行，需要从最关键的地方下手。市场经济体制应该毫不留情地割除“计划”的影子。心有余悸抓“限高”，免不了顾了这头顾不了那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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