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祝颐
广州市劳动仲裁的案件已经排期到了明年9月。6日，广州市劳动保障局在英雄广场举行劳动就业和社保政策咨询活动。记者从中获悉，随着年底到来，以及金融危机导致企业关闭、裁员或减产等原因，劳动仲裁案件数量飙升，和去年同期相比，增加近1倍。其中拖欠工资案件占六成，超过五成案件是通过协调解决的。(12月7日《信息时报》)
客观地讲，广州年底前劳动仲裁案件出现井喷现象，与今年特殊的经济形势有关。因金融危机导致企业破产、裁员或减产等原因，造成劳资纠纷短时间内飙升。此外，劳动者法律意识增强，新出台的《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规定劳动仲裁实行免费，也对劳动仲裁案件激增起到了一定的催化作用。而且我认为，年终劳动仲裁井喷，其中拖欠工资案件占六成，更与当前年终算总账的讨薪大环境有关。尽管各地出台了不少帮劳动者讨薪的政策措施，但是，在政府与社会为劳动者积极讨薪，“欠薪单位人人喊打”的大背景下，跳楼秀，堵路秀之类的讨薪新闻仍然层出不穷，说明劳资环境仍然不容乐观。
与不理智的讨薪举动相比，劳动者申请劳动仲裁主张权利，无疑具有进步意义。但是看了因为劳动仲裁案件井喷，广州劳动仲裁案件已经排期到了明年9月的消息，我又不免感到担忧。尽管劳动仲裁部门已经付出了不少努力，不少案件也通过劳动仲裁得到了解决。免费劳动仲裁减轻了劳动者的维权负担，降低了他们的维权成本，有利于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规范劳动力市场有序运转。
但是有些劳资纠纷案件(特别是拖欠工资案件)显然等不到明年9月，不少劳动者急需主张自己的合法权益。而且按照相关规定，劳动仲裁是法律诉讼的前置程序，劳动者没有劳动仲裁不受理通知书或裁决书，不能向法院提起诉讼。在这样的语境下，劳动仲裁成了劳动者提起法律诉讼的必经程序，而劳动仲裁除了由劳动部门实施以外，别无分店。
笔者担心的是，如果有关部门不想办法提高劳动仲裁效率，继续按部就班办理劳动仲裁案件，一方面会让依法维权成为奢侈品，恶化劳动者本来就比较脆弱的维权环境，伤害劳动者的利益。另一方面，如果劳动者对劳动仲裁效率失去耐心与信心，或者他们认为劳动仲裁的时间成本太高的话，本来希望依法维权的劳动者，难免会重新走上过激维权之路。从而造成更多的过激维权案例，增加政府部门的工作压力，损害政府的公信形象。
鉴于劳动者年底集中维权的特殊性，政府是否可以考虑简化劳动仲裁程序，加快劳动仲裁案件办理速度，或者对弱势劳动者提供必要的政策保护呢？比如，打破先劳动仲裁后起诉的传统惯例，准许部分挤不上劳动仲裁班车的劳动者直接起诉维权，由败诉一方承担律师、诉讼费。或者，由政府给劳动者讨薪提供制度支撑与法律援助。进一步拓宽劳动者维权通道，降低维权成本，等等。
当然，从长远来看，化解劳动仲裁井喷现象的根本路径在于，进一步优化劳资环境，前移劳资纠纷干预关口，提高政府执行力，加大用人单位违规风险与欠薪成本，把劳资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解决在平时的工作中。避免年终劳资纠纷扎堆，政府执法部门疲于应付，劳动者维权无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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