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立生
10月间激起的“北大季羡林先生藏品被盗卖”风波，可谓一波未平一波起，继后又引出一段季氏父子为北大阻隔，同处京城13年不得相见的公案，且据知：“几乎所有的近亲都被隔断了。”当面对质疑，北大回应则是：“在季老住院后，北大也是在征询季老意见后才拒绝季承见面的要求。”，皮球踢诸老先生，倒好似奉“命”行事，在代人受过，着实是令人引为咄咄怪事。(据12月17日《新民周刊》报道)
衡以常情，纵然果真季氏父子一度失和，而究竟也属家务事，设若涉及家庭暴力，权利侵犯，当事方也自当可向公安机关报案；俗语所谓“家务事”，纵是“清官”也“难断”，又干卿北大何事？俗语又有云：“宁拆十座庙，不毁一门婚”，更何况父子天伦？又何劳北大居中梗阻，拒人千里，一隔即是13年？！
而究竟季氏父子又曾否失和？所为又系何事？在接受日前《现代快报》访谈时，季承是三缄其口，语焉不详。但据知：“季承任职于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曾经发表过一些与父亲商榷的文章(如《“东化”还是“全球化”——与季羡林先生商榷》、《“天人合一”——季羡林先生“东化”的法宝》，激烈批评乃父关于天人合一，东方文化取代西方文化的说法)，这个理科出身的儿子，在文化理念上与乃父有所差别” ，——“父子本就不合。”(转引自贾葭《北大不该藐视季老父子之伦》，12月10日《东方早报》)；若果因此，那么北大横亘其间，也就更属不应，显系有违学术精神了！
西谚有云：“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当然也自无妨化为“吾爱吾父，吾更爱真理”的了！如此学术精神，也并非舶来之物；而是吾国久已有之的。揆诸学史，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就曾因学术见解与乃师俞曲园相左而作《谢本师》；而凑巧的很，若干年后，其门下弟子、曾为北大名师的周作人，也曾对其作过一篇《谢本师》。这“谢”字，并非割袍断义，断绝往来之义；而仅止“谢绝”批评、坚持己见而已。是以俞曲园故世后，章太炎作《俞先生传》，虽不无微词，然通篇犹充满敬意。而若往前追溯，有清一代学术，尊为“朴学”，“朴学”之中坚又当推戴、段、二王(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据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夫岂惟不将顺古人，虽其父师，亦不苟同。段之尊戴，可谓至矣，试读其《说文注》，则‘先生之言非也’、‘先生之说非是’诸文，到处皆是，即王引之《经义述闻》，与其父念孙之说相出入者，且不少也。”，争论商榷自归争论商榷，而师生、父子情义究竟在，两不相干。梁启超先生评论称：“所见不合，则相辩诘，虽弟子驳难本师，亦所不避，受之者从不以为忤。”再如梁先生，世人皆知康有为弟子；然当康有为随“辫帅”张勋拥溥仪复辟之际，梁先生也照样参与段祺瑞“马厂誓师”，作檄文声讨，其言称：“师弟自师弟……主张则不妨各异”。分歧又何妨？在为父、师者，若得弟、子如战国《荀子·劝学》篇所言“青出于蓝胜于蓝”，则本是一件应予嘉许的事！
要而言之，即在于如章太炎先生所言：“学以求真”，学问只问真不真，而不必问“师”不“师”，“父”不“父”。倘是陈陈相袭，学生之说不能与老师之说相左，儿子之说不得同父亲之说有违，岂非将一代不超、甚至不如一代？则又何来创新？则又何谈进步？当年蔡元培先生主掌北大，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亦即在此。
亏得北大还一向为国内高等学府之执牛耳者，难道会不明乎此理？！果若季氏夫子系因学术上之商榷，而引致情感上之罅隙，则北大纵然不是居间转圜，则也当处身中立，又何致越殂代庖，“垄断”一方，以至父子同城隔阻13年而不得谋一面？要做此既违人伦，又悖学理之事？！——莫不是欲令老先生逐其亲子，而就其“养子”，以承继“家业”？……恕“小人之心”，实在是大惑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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