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刊发在国内各级各类媒体上的舆论监督稿件正在大幅削减，落井下石式的“打死老虎”新闻和无关痛痒式的“八卦新闻”则成为了媒体报道的主角。就连隔靴搔痒式的舆论监督，其对象也正由县处级（以上）政府机关和领导，一步步转变为乡镇级乃至办事处级别。
然而，这并不代表着玩弄权术、鱼肉百姓的贪官污吏正在减少，而是因为广大的媒体记者正在陷入一种“兔死狐悲、人人自危”的尴尬和困惑。当铁岭市西丰县县委书记派人进京，“抓”《法制日报》下属的《法人》杂志记者朱文娜时，媒体曾群情激愤，然而换来的却是《法人》杂志总编辑王丰斌的“下课”；当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区检察院派人进京，“抓”“中国中央电视台”法制频道的记者李敏时，最高检在“护犊子”，央视在沉默，素有记者娘家人美誉的中国记协则在装聋作哑；这一次，《网络报》的首席记者关键在山西采访时，竟被人从宾馆神秘”绑架“长达14天之久，虽然目前河北省张家口市警方已宣布“刑拘”关键，但却成了“柳暗花不明”，记者关键究竟犯了什么罪？警方为何要采取黑社会惯用的“绑架”手段来行使正常的法律行为？
以往，记者被打甚至致残事件曾屡屡发生，一些记者受黑社会威胁也时有耳闻，可是即便在黑社会面前，记者都没有怕过，毕竟黑社会带着一个黑字，是见不得阳光的，记者也相信，再疯狂的黑社会，最终都必将受到法律的正义之剑制裁；然而，如今记者却不得不怕，他们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威胁，威胁他们的不是黑社会，而是堂堂正正地政府权力机关，如果说黑社会终将被法律所制裁的话，那么谁来制裁法律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法律和权力一旦被执法者滥用，再大胆的记者也不得不畏惧三分！
美国传媒业巨子普利策曾说过，“罪恶、卑鄙和腐败最害怕的就是报纸，因为任何法律、伦理和规章制度都无法与报纸相比”。1998年10月，朱镕基在为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题词时写道：“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对舆论监督的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作为公、检、法、司之外的另一种力量，媒体的作用也曾经切实得到“高度”发挥，一大批社会难点热点问题经过媒体的曝光后得以解决，记者也被称之为“无冕之王”，有问题不找政府找媒体也一度为媒体界引以为豪。
《中国纪检监察报》的一篇文章曾指出，舆论对政府工作的监督与其他的监督形式相比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能给不法者造成一种舆论压力，促进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政和严格执法，有效地扼制腐败、防止权力的滥用。然而当前的现实状况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正在利用国家赋予的特权，变被动为主动，将其滥用在记者和新闻媒体的头上，把“舆论的压力”变成“给舆论的压力”，以摆脱媒体监督乃至“掌控”媒体、从而更自由、更放肆、更猖狂地来实施自己贪污腐败的目的，使自己的权力滥用不受任何的监督和约束。
从铁岭市西丰县开始，发生在中国的“抓”记者事件愈演愈烈，程度也愈来愈过份，也正在引发着一场巨大的连锁反应。然而，滥用权力者非但没有得到应有的惩治，反而得到了上级的“有效保护”和重新提拔任用，这种纵容的态度无疑在传达着这样一个信号：“抓”记者不仅无过反而有功。如果连被监督对象“抓”当事记者都不应回避的话，毫无疑问，今后将出现更多更多的记者被抓事件，不仅各级党政机关，而且公安、检察、法院乃至派出所、基层办事处都将成为媒体眼中的老虎屁股，一旦前去这些“衙门”采访，就要首先冒着被抓和被绑架的风险，试问，谁还敢舆论监督？民情民声又将如何得到传达和重视？
当然，舆论监督的“行将就木”并不代表着媒体的即将灭亡，事实上，中国的媒体现在正被赋予越来越多粉饰太平和“娱乐”的功能，政府和领导的功绩被传播和扩大，“玉女”和“欲女”的花边新闻铺天盖地，一些不幸事发的官员成了“炒作”和“监督”的主要对象，至于对人民呼声的报道则切口越来越小，关注点“越来越细”，细到头疼脑热、针头线脑，可对于敏感大事件的报道却噤若寒蝉、即便报道也含糊其词。
当“没事儿抓个记者玩玩”成为当权者的口头禅后，“权力强奸媒体、媒体强奸民众”的生物链也将逐步形成。而这，也正符合了达尔文“适者生存”的《进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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