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家桢院士

　　百折不挠的科学家脊梁

　　新中国成立，万象更新。踌躇满志的谈家桢教授结束在国外的讲学，重返浙江大学任教。

　　为了让祖国的遗传学事业尽快赶上世界潮流，首当其冲的是要建设一支高水平的教师队伍。谈家桢从湄潭送往美国留学的盛祖嘉、沈仁权夫妇学成归国，又回到浙江大学任教。师生相见，自然分外高兴。谈到具体工作，谈家桢建议盛祖嘉在浙大生物系开一门有关微生物遗传学的课程——这是国内高校最早开设的系统讲授微生物遗传的课程。

　　同时，谈家桢在浙大又招收了三名研究生：高沛之、朱孝颖、周光裕。谈家桢思索着，如果一切顺利，那么不消几年，我国自己的遗传学事业马上就可以全面铺开了，这是何等令人欣慰的事啊！

　　1952年，根据院系调整的部署，谈家桢奉调至上海复旦大学担任生物系主任。1960年又接受周总理的任命，出任复旦大学副校长一职。

　　1956年8月，在周总理关怀下，中科院和高教部在青岛召开历时15天的遗传学座谈会，谈家桢多次发言，直抒己见。青岛回来不久，他即在《人民日报》发表《我对在遗传学中进行百家争鸣的看法》。后人评价此文发表的意义：“是在遗传学这一禁区放了一枚解放的信号弹。”

　　“文革”开始，谈家桢被当作“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打倒，夫人傅曼芸因不堪忍受批斗而自杀，然后是下乡“三同”，遭受种种非人待遇。但不论环境如何险恶，谈家桢坚信良知终将战胜邪恶。他不仅自己咬牙坚持，还劝导与自己一起接受“改造”的同事心放宽，眼看远，等着真理复归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