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我国的遗传学事业

　　在毛主席亲自关怀下，特别是自“双百”方针提出之后，国内对于遗传学问题的讨论果真活跃起来。谈家桢不仅自己积极参与，前后写了十余篇争鸣文章公开发表，而且还动员遗传所和教研室里所有的学者以各自的观点写文章参与争鸣。同时，他还主持编辑、出版了多部遗传学问题的论文集，这不仅为后人保存了大量的遗传学研究的文献，而且也大大推动了当时遗传学事业的发展。

　　1977年9月，中央召开全国自然科学规划会议，谈家桢参加了生物组发展规划的研讨和制订，并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力主将遗传工程作为生物科学发展项目写入发展纲要。会下又与老同学钱学森促膝长谈，仔细剖析了世界遗传学研究发展动态，并陈述了对我国开展这项工作的意见和设想。紧接着，谈家桢应邀去美国参加母校生物系成立50周年的纪念会，在那里，他登上讲坛作了《遗传学在新中国》的报告。

　　谈家桢的这一次访美，实际上是中国遗传学界重登国际遗传学舞台的一个信号；他本人，则无疑将成为领头羊。

　　1978年3月18日，来自全国的5586名代表汇聚北京，出席全国科学大会。这次大会通过了“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草案)”，谈家桢所呼吁的遗传工程也被列入，成为八大重点发展领域之一。

　　1979年秋，在谈家桢的努力下，由复旦大学遗传学研究所举办的“全国遗传工程分子生物学讲授班”开学，来自全国的250余位专业人员参加了听课和培训。这一讲习班的成功举办是谈家桢在晚年对我国遗传学的一大功劳。

　　1980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中国遗传学学会正式加入国际遗传学联合会，此后谈家桢即被推选为国际遗传学会的咨询委员。

　　也正是在这一年，谈家桢率团出席在柏林举行的第二届细胞生物学会议，并在会上宣读了论文《关于人体基因文库的建立》。四年后，中国遗传学会换届，李汝祺因年事已高，主动引退，谈家桢被选为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