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２年１０月的一天，山西保德县。
龚学明走进了希望工程办公室，想找几名贫困学生资助，一位女干部瞟了他一眼，冷冷地说：“谁知道你拿这些资料去做什么？”。
他又跑到县教育局，好几个干部说这事不归自己管。
屋漏偏逢连夜雨。在公交车上，他的手机、钱包全部被偷，他饥肠辘辘，徘徊在黄河岸边。
“这么做，到底图什么？”龚学明怀疑起自己来。
他受到的冷遇远不止这些。好几次，他风尘仆仆地跑到贫困山区的有关部门，办事人员一看他的打扮就不是老板，爱理不理，有时，他会讨好地递上一根烟，以便对方给他提供助学便利。
几番受挫之后，龚学明发现搜集贫困学生资料通过学校更为便捷，于是，他便翻山越岭直接到最贫困的学校去找贫困生。老师们都很好客，执意请他吃饭，他每次都主动付钱。
他偶尔也会遇到不懂事的受助学生。
上个月，他带着慈溪爱心回访团去云南宁蒗看望受助孩子，一位慈溪资助人给了一名高一女生和她上大学的哥哥７０００元，女生嫌太少，要８０００元。
龚学明将女生叫到一边，谈了很久，女孩惭愧地低下了头。
在他资助的学生中，也有人大学毕业后便不再和他联系。“他们工作忙，或许，不再想让周围的人知道他曾被资助过。”龚学明说。
每当遇到不愉快的事，龚学明就会想到楼上是教室楼下是牛圈的学校，想到教室里背着咿呀学语的弟弟来上课的小女孩……这些让他的使命感占据了上风。
他的执着还源于爱心人士对他的支持和一些受助学生的纯朴表现。
“我决定赞助你的工作室，请你不要拒绝。”２０１０年初，龚学明的手机上收到这样一条短信。北京一位爱心人士在网上看到他助学的事，要每年出资４万元给他做收集资料的经费。
他常会收到孩子们从山里寄来的礼物，有香菇，有亲手缝制的鞋垫，有时，还会收到受助孩子的退款，有的是不读书了，有的是找到勤工俭学岗位了。
“龚叔叔，实在抱歉啊，我到了慈溪，才知道你不是大老板，至今还借住在父母家中，可过去６年里，我常在信中向你讲困难。”
———摘自贫困生黄正娟发给龚学明的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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