鄞州新闻网记者 葛姬华 金建锋 江天宇 沈杨雁 通讯员 毛 磊
古林镇社会矛盾联合调解中心坐落在车水马龙的穿镇公路旁。进门左手第一间，就是镇首席调解员朱定友的办公室。55岁的他，在调解员岗位上干了整整31年。
其间，老朱接访了一批又一批“客人”，婚姻纠纷、宅基地纠纷、赡养纠纷、工伤纠纷、经济纠纷……经他“主刀”调处的大大小小矛盾，保守算算，超过1200起！
从改革开放之初，到社会管理全面创新的今天，朱定友所经历的调解之变，折射的是时代之变。内容之变：从家长里短到劳动争议
早上7时，朱定友提前一个小时来到办公室，扭扭腰、养养神。这个习惯，他坚持了近十年。按他的话说，干调解这一行，精神一定要好。
8时，老朱翻阅前一天一起用工纠纷案卷后，电话联系双方过来参与调解。
老朱说，1980年10月他退伍回来，因为为人正直，被分配到了当时的调解会，成了一名调解员，“这一干就是31年”。
回顾历年来的调解经历，老朱用了一句话总结：“时代变化催生矛盾纠纷变化。”
上世纪80年代，家庭和邻里纠纷较为集中。每年400多起调解案中，家庭暴力、赡养问题、邻里口角占到纠纷的七成以上。矛盾一开始会交到村治保主任手里，治保主任招架不住，打电话向朱定友求援。老朱二话不说，骑上旧自行车就“哐啷哐啷”赶去，然后三对六面，苦口婆心，一碗水端平，把矛盾就地解决。
1988年，共任村一村民丢了一只鸡，刚好邻居当天杀鸡，他怀疑鸡是自己的。两边就吵了起来，还叫来数十名亲属。老朱闻讯后赶到现场，把当事人叫到一旁，讲了一则“一鸟九命”的故事：“古时候有个孩子为玩小鸟引起几家纠纷，怨恨越结越深，丧了九条人命。远亲不如近邻，你们都说邻舍隔壁，抬头不见低头见，为一只鸡弄得两败俱伤，值得吗？”听完故事，两家人都不好意思地笑了。
上世纪90年代，生活变好了，农民手头有点积蓄了，造房子的多了起来，宅基地纠纷就显得比较突出——你家房子遮了我家窗户，我家墙脚占了你家地盘——为这，好邻居照样翻脸不认人。这时候老朱就得扮演“老娘舅”角色，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让双方都认识到退一步天地宽。
最近10年，民营经济发展迅速，古林镇个私企业一下子增至1000多家，其中多为劳动密集型企业，劳动争议、经济纠纷成了调解工作的新课题。
去年农历腊月底，宋严王村一建筑工地的小包工头跑了，五六十个农民工没拿到工资，群情激愤。
老朱迅速赶到现场，平息农民工情绪后，很快拿出了调处思路：小包工头跑了，找大包工头；大包工头没钱，找挂靠单位。垫付也好，买单也好，重要的只有一条——农民工工资不能拖欠！
赶在春节前，五六十个农民工全部拿到工资，开开心心回家过年了。方式之变：从匹马单枪到联合调解
下午2时半，朱定友处理完一家企业的用工赔偿纠纷，回到办公室。他拿起桌上的一瓶风油精，点了几滴在太阳穴和眉心上，“年纪大了，滴点风油精能提提神、治头痛。”
茶杯是朱定友的另一个“宝贝”，每十分钟他就要喝一大杯茶。调解工作主要靠嘴皮子，话多嗓子干。
调解工作做久了，遇到特殊的社会问题，老朱渐渐觉得单枪匹马不行，还需要全社会各方面广泛的参与。
当年，赡养纠纷在农村很突出，为此，老朱琢磨着编撰了一本小册子，内容包括传统美德、政策法规、法律常识等。他与俞家村干部合计，在村里搞了个“试点”，村里的老年人人手一本，让他们知道享有哪些权益、权益受损走什么法律途径。打那以后，俞家村村民赡养纠纷慢慢少了。
十几年前，由于种植无度及日商恶意杀价，鄞西地区曾出现过蔺草企业倒闭潮，仅在古林镇，就倒闭了十几家。一时间，草农与企业之间、职工与企业之间，矛盾不断，甚至出现草农和职工哄抢企业设备财产的情况。老朱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一方面请当地派出所和夜防队员保护企业财产安全，一方面请望春法庭法官对企业进行诉讼保全，按法律程序，对资产进行拍卖，将拍卖所得尽可能公平地分配给受害人。
在这场纠纷中，涉及的人员多，法律程序复杂，一个案子往往要耗时几个月。老朱强烈地感觉到：如果没有相关部门协作调处，这样的大案子，一名调解员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让老朱欣慰的是，调解工作正随着社会发展发生质的变化。
近年来，鄞州区不断创新社会管理模式，建立健全社会矛盾联合调解机制，推行“老娘舅＋律师＋专家”的有效调解模式，以更好地服务百姓稳定社会。古林镇社会矛盾联合调解中心就是在这样背景下的产物。
对此，老朱有一种生逢其时的感觉。他说：“过去搞调解单枪匹马，社会关注度不高。现在调解工作被提高到维稳的高度，大家联合办公，调解效率与过去完全两样。”素质之变：从以情动人到让法律说话
早上10时，朱定友受理了一起工伤纠纷。葑水港村一企业的一名临时工摔倒在厂区，导致右手骨折。由于没有签订劳务合同，双方在赔偿问题上产生分歧。老朱一边听双方的叙述，一边做笔录。30分钟后，商定了赔偿金额。
“记住，以后要记得签合同。”走出调解室，朱定友提醒双方。
搞调解工作，不变的是全凭一张嘴，变的是怎么说、说什么、用什么说话。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外来务工人员大批涌入，用工不严谨、合同不规范等成为民事案件多发的新型诱因。
有一次，几名外来务工人员因为工资问题和厂方吵到了司法所，老朱试着人情调解，但双方谁也不让步，这事触动了朱定友：当今社会，人们的法律意识普遍增强，过去只要倒杯茶、端把凳子，以情动人，可能就把问题解决了。现在不行了，作为调解人，要让双方信服，关键还是要靠法律。
怎么办？得学法！老朱买来许多法律书籍，一本本地“啃”，还积极参加各类专业培训，最终多了个身份：古林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懂了法，老朱处理各类劳动争议、用工纠纷，更加得心应手。
具体矛盾纠纷如何具体分析处理？老朱给出的经验是多学、多问。多学，每个月，老朱都会向法院、信访、公安、劳动等部门的专家请教；多问，就是在所里开展业务探讨，和其他“老娘舅”一起研究疑难调解案件。
做调解员，在群众中有没有威信很重要。而威信本身，来自处事公正、讲原则。
老朱曾经碰到过一件事，两名村民因为宅基地问题大打出手，别人怎么劝都没用，当事人最后点了老朱的名：“老朱办事公正，他来调解，我们服帖。”
“徒弟”方宏曾经和他一起参与过一起外来务工人员工伤纠纷调解。企业主想少赔点钱，于是找到老朱，请他高抬贵手，老朱当即拒绝。但对方不死心，又辗转通过各方关系给老朱施压，但老朱还是照章办事。
“人情这个口子不能开，一开后患无穷。”这是朱定友经常说的一句话。这么多年，他一直告诫自己，一不能“沾”、二不能“贪”、三不能“偏”，做到公正无私、一碗水端平，这样就没有化解不了的矛盾和纠纷。
古林司法所所长陈裕康和老朱相识20多年，在他眼里，老朱有股韧劲，“他只认理，不怕得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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