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结互助御外侮
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民经历了百年屈辱。西方用坚船利炮侵略中国，迫使腐败无能的清政府签订了一个个不平等条约。规定了通商口岸、协定关税、自由贸易、片面最惠国待遇等条款；特别是攫取单向的治外法权：不受当地司法、行政的管辖，拥有领事裁判权；免除捐税、服役等。使其强占的租界成了“国中之国”，外国驻华使馆成了帝国主义策划侵略中国的“大本营”。外国侨民在治外法权这一“政治保护伞”的遮盖下，可以胡作非为，无恶不作。治外法权的存在，严重破坏了中国的司法主权，侵犯国权、商权与人权，变成了牢牢套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政治枷锁。
最早开埠的宁波与上海，自然首当其冲。但是“威武不能屈”的宁波人民，素有抗击外来侵略者的光荣传统，抗倭、抗英、抗法，每次战争都是前仆后继、奋不顾身。随着“宁波帮”在上海工商界势力的日益增强，他们积极参与上海社会政治活动，在一些涉及洋人、引起社会震动和举国上下关注的重大事件中，敢于率先表态、带头发难，为伸张正义而团结互助、抵御外侮。
当法国殖民者于１８７３年、１８９８年连续两次强占位于上海法租界的四明公所、制造血案的时候，旅沪宁波人万众一心、团结反抗，终于“民气压倒洋气”，法殖民者不得不低下高傲的头颅，表示今后永不侵占。在上海租界内，当１９０４年俄国水兵砍杀甬籍木工周生友的时候，当１９２４年荷兰籍巡捕强奸宁波人胡吴氏的时候，当１９２５年“五卅”惨案中也有２个宁波人死难的时候，当１９２７年英国兵枪杀宁波人詹林来的时候，当１９３０年法国水兵殴打甬籍船夫忻丁昌致落水溺亡的时候，具有较高人权意识的在沪“宁波帮”每次都是强烈抗议，运用游行示威、媒体呼吁、罢工罢市等手段，反对租界制度下不平等的华洋关系，维护最基本的市民权。
当１９０５年美国血腥排华、并强迫清政府续签禁止华工的条约时，当同年１２月上海英租界巡捕“大闹会审公堂”时，“宁波帮”并没有因为当事人非甬籍而袖手旁观，反而是冲锋在前，担当抗议运动的领导人，使斗争取得了一定的胜利。而当外商轮船在沪甬航线上骄横跋扈、欺压剥削的时候，旅沪宁绍帮毅然创办属于自己的宁绍商轮公司，对抗外商的经济侵略，成为“以华商名义，使用大型轮船，面对外国侵略者的强大竞争压力，在一条航线上坚持下来、取得胜利的第一家民族航运企业”。
民族实业挽利权
资本主义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攫取了大量的“条约权利”和低关税，以最少的成本向中国输入商品，并在中国建立起一整套产品推销网、原料收购网和金融控制网，逐步控制了中国市场。列强的经济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灾难，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是造成中国近代社会落后和贫困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在客观上，西方列强既是强盗，又是老师，用一种最残暴的方式给中国带来了先进的西方文明。其中包括近代的科学技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经营理念。于是，最早经受欧风美雨洗礼的“宁波帮”，在反抗的同时向“强盗老师”学习仿效，自己开厂办企业，大力提倡国货，用以抵制外国的经济掠夺，维护民族利益。他们相信，发展工商能够富国，富国就能御侮，富国就能兴邦。他们敢与外商试比高，“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百折不挠地建民族企业，千方百计地创国货名牌。
“宁波帮”创办的民族企业，举其大者，有创造了许多近代中国印刷之最的商务印书馆；有我国第一家自纺、自织、自染、自印、自销的毛巾联合企业三友实业社；有中国第一家日用化工企业、产品击败日本货的中国化学工业社；有打破依赖外国原料加工西药的禁锢、产品走出国门屡获殊荣的民族“西药王国”五洲大药房；有打败瑞典、日本的火柴并且占据了大半个中国火柴市场、远销南洋各地的大中华火柴公司；有打破西方垄断、中国第一家也是最大的民族照明企业亚浦尔电器公司；有打破西方垄断、中国第一家制造氧气和乙炔的民族企业中国工业炼气公司；有打破西方垄断、在中国最早制造无线电通信设备与仪器仪表的民族企业大华科学仪器公司……“宁波帮”制造的国货名牌，举其迄今仍在生产的，有近代中国第一个与外商打官司并使日本仁丹败诉的“龙虎”牌人丹；有在１９２６年荣获美国“费城世界博览会”金质奖章的“飞虎”牌油漆；有击败日本企业的“佛手”牌味精；有打破西方垄断、填补国内空白的“双钱”牌轮胎；有自己设计制造并能抗衡外国货的“三五”牌时钟；有国内第一品牌、出口美英法德澳等国的“白熊”牌薄荷脑，不一而足。这些企业和产品，都是在与外国同行的“商战”中历尽艰辛，始有民族精神扬眉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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