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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讲坛主讲人杨雨:我诠释的是情感的力量
稿源: 宁波晚报   2012-05-20 07:30:10报料热线:81850000

  人物名片:

  杨雨,1974年出生,湖南长沙人,文学博士,现任中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古代文学专业学科带头人。已经出版《宋词的女性意识》、《传播学视野下的宋词生态》《侠骨柔肠陆放翁——杨雨讲述传奇陆游》等著作。近日,由杨雨主讲的“纳兰心事有谁知”在央视百家讲坛全部播完,以讲稿为基础的《我是人间惆怅客:听杨雨讲纳兰》一书也在近期出版。此前,杨雨曾登陆百家讲坛主讲过“侠骨柔肠陆放翁”。

  记者:看央视百家讲坛,感觉您对纳兰讲得特别感人生动,纳兰最吸引您的是什么?

  杨雨:最打动我的是纳兰的至情,而且他把自己的这份感情毫不掩饰地表达出来,写情真挚浓烈,写景逼真传神。那么率性,那么纯粹。要知道那是个讲求“礼”的社会,士大夫阶层受到的各种束缚特别多,而纳兰作为入主中原不久的满清贵族,受的束缚相对少一些。

  记者:既然纳兰是入关不久的满族显贵,怎么能够对汉族文化掌握并运用得如此精深呢?

  杨雨:清初对于汉文化非常推崇。清军入关不久,统治根基不牢固,推崇汉文化有助于得到汉人包括士大夫的认可,从而加强统治。入关以后,清廷对宗族子弟的教育十分重视,特别设立学堂,教育皇族子孙。顺治九年(1652年),满洲八旗各设宗学一所,招收皇室宗族子弟就近入学。特聘师傅教授满文、汉文,兼习骑马射箭。顺治皇帝本人就是个很痴迷汉文化的皇帝。

  我们再说纳兰的生平:纳兰性德作为满洲贵族,父亲是当朝宰相纳兰明珠,母亲也是皇族,纳兰17岁进太学,18岁中举,21岁中进士,后为一等侍卫,跟随康熙走遍大江南北。在这个大背景下,自幼聪慧的纳兰对汉文化有很深的把握,有很深的感情。从词的文体来说,它具有不同于其他文学的特殊性,也就是比较擅长于言情,而且到了清代,词不再是主要的文学样式,只是作为业余爱好而已,这样它自身受到的影响比较小。清代词人有一种倾向,追求晦涩难懂的典故,以彰显词人的才学,反而率真的东西淡化了,那么纳兰的词更显得难能可贵。

  记者:王国维对纳兰的评价很高,称为“北宋以来,一人而已”,您认同吗?

  杨雨:很多人大概会对王国维的评价有疑问,有人反问:这不是无视辛弃疾、姜夔、吴文英等的存在吗?我是同意王国维对纳兰的评价的,因为他的评价是放在具体的语境中,王国维专指纳兰小令的成就而言是有道理的,因为那时词人主要写一些长调慢词,注重引章布局和起承转合,语词宏博,用事较多,比较功利,而白描手法的小令的成就相对偏弱。

  清末,以当时的“晚清四大家”为代表的词人大力推崇南宋以来的这种写词作风,并针对晚清词坛普遍轻视词体音韵声律的现象,提出“声律与体格并重”,对词体的声律特性、唐宋词人佳作的声律作用等问题多有阐述,在当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同时又产生了矫枉过正的情况,大量运用晦涩的典故、华丽的辞藻。所以我认为王国维对纳兰自然、真切词风的肯定,一定意义上对于矫正当时的词坛风气是有积极意义的。

  记者:在数以千计的清代词家中,纳兰被称为清代第一词人,可是为什么之前我们对他的了解不多?

  杨雨:这有好几个原因,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研究纳兰几乎是个禁区。研究界只关注社会性而忽略艺术性,认为纳兰的词,或写爱情或写友情,根本没有哪一首批评上层建筑,也没有哪一首关心劳苦大众,就连他那些描写边塞风光的词,也因笼罩着思乡怀人之愁郁,“思想境界不高”。当时上海某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纳兰词”,一时间遭到口诛笔伐,有人甚至质问纳兰是满族人,又是康熙的御前侍卫,对他的艺术肯定到底是何居心?当然这种情况在今天不会有了。

  另一个原因,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每个朝代有自己的代表文体:楚辞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对于每个朝代的文学研究也往往以代表文体为主。事实上,词在清朝得到了复兴和成熟,但是对于清朝词的研究也是从近20年开始兴起的,契合这个时机,学者也才会对纳兰词有一定的研究,并开始从学斋走向民间。纳兰词特有的自然真切感人、朗朗上口,能够很容易地引起读者共鸣,不需要很多的积累就一下子可以读懂了。

  记者:纳兰一生为情所累,王国维说他是“千古伤心人”。您从他的诗词中如何解读他的人生?

  杨雨:我用一个词来形容纳兰的人生:悲情。纳兰被称为清朝第一词人,生于温柔富贵,却满篇哀感顽艳;身处花柳繁华,心却游离于喧闹之外;真正的八旗子弟,却喜结交落拓文人;行走于仕途,一生却为情所累;风华正茂之时,却匆匆离世……一位几乎拥有世间一切的惆怅男子,一段三百年来倾倒无数后人的传奇。

  从他的生平知道因为他年轻早亡,这是很令人悲怆的。假如他能活到正常的岁数,从人生正常的轨迹来看,他的人生应该是顺利的。为什么这么肯定?因为尽管他对自己的职业有不满意,但是他很敬业,并有责任感,把工作做得很好。他随皇帝南巡北狩,游历四方,奉命参与重要的战略侦察,随皇上唱和诗词,译制著述,因称圣意,多次受到恩赏,是人们羡慕的文武兼备的年少英才,帝王器重的随身近臣,前途无量的达官显贵。但他性格中叛逆的一面也许会使他在岁数大了以后退隐江湖,因为他在内心深处厌倦官场庸俗和侍从生活,无心功名利禄。虽“身在高门广厦,常有山泽鱼鸟之思”。

  我用第二个词来形容:性情。对爱情执着,对友情侠义。也许他的家庭不一定清廉,他所处的环境不一定纯净,但是他保持了出淤泥而不染的品质。纳兰性德的诗词中,对荷花的吟咏,描述很多。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把梅、竹、兰、菊“四君子”和松柏、荷花等人格化,赋予人的性格、情感、志趣,使其具有了特定的文化内涵和哲学意蕴。郑板桥的竹、金农的梅、曹雪芹的石,都成了寄托文人心态、情感的文化图腾。而纳兰性德却认定了荷花。他的号为楞伽山人,有禅缘者,看重荷花,更在情理之中。

  记者:同样是悲情,您在百家讲坛还讲过陆游的爱情,和纳兰相比,两者的区别是什么?为什么选择这两个人来讲呢?

  杨雨:是他们的感情打动了我,只有自己投入了情感才能有激情把他们讲好。但是陆游主要是民族感情,而纳兰更多是个人的性情。陆游生活的环境和背景比较复杂,人生漫长,所以全面重现难度大。在爱情上陆游有发自内心强烈的爱,但是传统文化对他的影响不容忽视。相对来说,纳兰的人生轨迹一帆风顺,当时的时代背景也局势稳定,纳兰的生命短暂,比较好把握。

  记者:当时是怎么走上讲坛的?有没有想过出名后会牺牲自己宝贵的学术研究时间,而要去应付很多采访之类的活动?

  杨雨:2007年,我在地方台长沙电视台讲过李清照。当时我的一个学生在那儿,我是帮学生才去讲的。但是没想到遭到很多质疑,因为我把李清照塑造成了具有男性气概的女词人,这似乎颠覆了传统的多愁善感、柔弱的女性形象。我当时就决定以后再也不上电视了,因为媒体的力量实在太强了,一渲染就会有无数倍的放大效应,我喜欢安静。

  百家讲坛的编导来跟我联系的时候,说正是看了我讲李清照的视屏,我有点意外,但一口拒绝了。编导是用什么话打动我,让我改变主意的呢?他说,既然你热爱古典文学,难道只满足于自娱自乐、书斋里的研究吗?要知道电视观众需要传统文化,作为学者,难道没有时代的使命感和社会担当吗?说实在的,作为学者当然是想有为时代和人民的,这不是大话,这是一个普通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于是我答应去试一下。

  对于出名我从来没有其他想法。我知道上了百家讲坛,肯定会有很多读者认识你,也会有一些读者喜欢你。这一阶段电视刚播出,我的书也刚出,应出版社的邀请我会多参加一些活动,但最多两个月,而且我一般都安排在周末,对我的工作没有影响。之后我还是需要去读书补充自己,需要有安静的时间来思考,我依然还是个普通的大学老师。

  记者:其实您本科是学法语的,完全可以轻松进外企做白领,为什么反而转向冷门的哲学和中国古代文学?

  杨雨:确实,1996年我从上海华东师大毕业时,正是外企大量进入中国的时候,找一份收入高看起来又风光的外企工作非常容易。当我决定读哲学系的中国哲学专业时,连我的导师都觉得我脑子进水了。

  其实从小学到高中,我一直喜欢语文,高考后偶然读了法语专业。但是法国文学和我们中国的古代文学有共通之处。读本科时,我接触过很多法国人,聊到中国文化,我发现很多人比我这个中国人还要了解,这让我很汗颜,也坚定了自己有机会一定要读中国传统文化的相关专业。幸好我的父母非常支持我的选择,他们从来不干涉我的专业选择。

  我觉得专业没有冷门和热门,何况随时会有转换和变化。只要自己喜欢就好,心安就好。我是个偏安静的人,喧闹的工作环境并不是我喜欢的,复杂的人际关系也是我不擅长的,我也没有那么高的物质期望,所以一直觉得大学老师的生活很适合自己。

  记者:媒体对您评价最多的是“美女”身份,和教授这个身份会有冲突或者影响吗?

  杨雨:我承认有很多女教授是真正意义上的美女教授,比如说我们词学界,我们最推崇的前辈叶嘉莹先生,还有我的学姐赵晓兰教授,她们是我的前辈,也是名正言顺的美女教授。要达到她们那个境界,我觉得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希望若干年之后,虽然我可能老了,但是我能够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美女教授。

  记者:最近,百家讲坛连着推出了一些年轻的美女学者,比如赵冬梅、蒙曼,还有你,有人说央视也开始走偶像派的线路了,相比于过去那种老一辈的学者,您觉得你们的区别在哪儿?

  杨雨:我基本不看电视,但是老一辈学者,比如阎崇年先生的讲稿,好几本书我都是仔细看过的。我讲纳兰之前,把阎崇年老师关于清初的一些讲稿也非常细致地通读了一遍。我觉得,我跟他们不太一样的是,从讲述的内容上来说,他们是讲历史,我是讲文学,所以我可能更加倾向于文本的诠释,而不是历史故事的演绎,历史结论的得出。

  其次,从讲述风格的区别来说,我自己,包括栏目编导以及他们栏目的人对我的评价,感觉我对于情感这一块的诠释,相对投入得更加深。我更加注重一个作品当中所包含,以及我所体验到的一种情感的力量。记者 陈晓旻

  5月13日,杨雨应中华书局的邀请,来到宁波书城参加读者见面会并签售新书《我是人间惆怅客:听杨雨讲纳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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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讲坛主讲人杨雨:我诠释的是情感的力量

稿源: 宁波晚报 2012-05-20 07:30:10

  人物名片:

  杨雨,1974年出生,湖南长沙人,文学博士,现任中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古代文学专业学科带头人。已经出版《宋词的女性意识》、《传播学视野下的宋词生态》《侠骨柔肠陆放翁——杨雨讲述传奇陆游》等著作。近日,由杨雨主讲的“纳兰心事有谁知”在央视百家讲坛全部播完,以讲稿为基础的《我是人间惆怅客:听杨雨讲纳兰》一书也在近期出版。此前,杨雨曾登陆百家讲坛主讲过“侠骨柔肠陆放翁”。

  记者:看央视百家讲坛,感觉您对纳兰讲得特别感人生动,纳兰最吸引您的是什么?

  杨雨:最打动我的是纳兰的至情,而且他把自己的这份感情毫不掩饰地表达出来,写情真挚浓烈,写景逼真传神。那么率性,那么纯粹。要知道那是个讲求“礼”的社会,士大夫阶层受到的各种束缚特别多,而纳兰作为入主中原不久的满清贵族,受的束缚相对少一些。

  记者:既然纳兰是入关不久的满族显贵,怎么能够对汉族文化掌握并运用得如此精深呢?

  杨雨:清初对于汉文化非常推崇。清军入关不久,统治根基不牢固,推崇汉文化有助于得到汉人包括士大夫的认可,从而加强统治。入关以后,清廷对宗族子弟的教育十分重视,特别设立学堂,教育皇族子孙。顺治九年(1652年),满洲八旗各设宗学一所,招收皇室宗族子弟就近入学。特聘师傅教授满文、汉文,兼习骑马射箭。顺治皇帝本人就是个很痴迷汉文化的皇帝。

  我们再说纳兰的生平:纳兰性德作为满洲贵族,父亲是当朝宰相纳兰明珠,母亲也是皇族,纳兰17岁进太学,18岁中举,21岁中进士,后为一等侍卫,跟随康熙走遍大江南北。在这个大背景下,自幼聪慧的纳兰对汉文化有很深的把握,有很深的感情。从词的文体来说,它具有不同于其他文学的特殊性,也就是比较擅长于言情,而且到了清代,词不再是主要的文学样式,只是作为业余爱好而已,这样它自身受到的影响比较小。清代词人有一种倾向,追求晦涩难懂的典故,以彰显词人的才学,反而率真的东西淡化了,那么纳兰的词更显得难能可贵。

  记者:王国维对纳兰的评价很高,称为“北宋以来,一人而已”,您认同吗?

  杨雨:很多人大概会对王国维的评价有疑问,有人反问:这不是无视辛弃疾、姜夔、吴文英等的存在吗?我是同意王国维对纳兰的评价的,因为他的评价是放在具体的语境中,王国维专指纳兰小令的成就而言是有道理的,因为那时词人主要写一些长调慢词,注重引章布局和起承转合,语词宏博,用事较多,比较功利,而白描手法的小令的成就相对偏弱。

  清末,以当时的“晚清四大家”为代表的词人大力推崇南宋以来的这种写词作风,并针对晚清词坛普遍轻视词体音韵声律的现象,提出“声律与体格并重”,对词体的声律特性、唐宋词人佳作的声律作用等问题多有阐述,在当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同时又产生了矫枉过正的情况,大量运用晦涩的典故、华丽的辞藻。所以我认为王国维对纳兰自然、真切词风的肯定,一定意义上对于矫正当时的词坛风气是有积极意义的。

  记者:在数以千计的清代词家中,纳兰被称为清代第一词人,可是为什么之前我们对他的了解不多?

  杨雨:这有好几个原因,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研究纳兰几乎是个禁区。研究界只关注社会性而忽略艺术性,认为纳兰的词,或写爱情或写友情,根本没有哪一首批评上层建筑,也没有哪一首关心劳苦大众,就连他那些描写边塞风光的词,也因笼罩着思乡怀人之愁郁,“思想境界不高”。当时上海某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纳兰词”,一时间遭到口诛笔伐,有人甚至质问纳兰是满族人,又是康熙的御前侍卫,对他的艺术肯定到底是何居心?当然这种情况在今天不会有了。

  另一个原因,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每个朝代有自己的代表文体:楚辞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对于每个朝代的文学研究也往往以代表文体为主。事实上,词在清朝得到了复兴和成熟,但是对于清朝词的研究也是从近20年开始兴起的,契合这个时机,学者也才会对纳兰词有一定的研究,并开始从学斋走向民间。纳兰词特有的自然真切感人、朗朗上口,能够很容易地引起读者共鸣,不需要很多的积累就一下子可以读懂了。

  记者:纳兰一生为情所累,王国维说他是“千古伤心人”。您从他的诗词中如何解读他的人生?

  杨雨:我用一个词来形容纳兰的人生:悲情。纳兰被称为清朝第一词人,生于温柔富贵,却满篇哀感顽艳;身处花柳繁华,心却游离于喧闹之外;真正的八旗子弟,却喜结交落拓文人;行走于仕途,一生却为情所累;风华正茂之时,却匆匆离世……一位几乎拥有世间一切的惆怅男子,一段三百年来倾倒无数后人的传奇。

  从他的生平知道因为他年轻早亡,这是很令人悲怆的。假如他能活到正常的岁数,从人生正常的轨迹来看,他的人生应该是顺利的。为什么这么肯定?因为尽管他对自己的职业有不满意,但是他很敬业,并有责任感,把工作做得很好。他随皇帝南巡北狩,游历四方,奉命参与重要的战略侦察,随皇上唱和诗词,译制著述,因称圣意,多次受到恩赏,是人们羡慕的文武兼备的年少英才,帝王器重的随身近臣,前途无量的达官显贵。但他性格中叛逆的一面也许会使他在岁数大了以后退隐江湖,因为他在内心深处厌倦官场庸俗和侍从生活,无心功名利禄。虽“身在高门广厦,常有山泽鱼鸟之思”。

  我用第二个词来形容:性情。对爱情执着,对友情侠义。也许他的家庭不一定清廉,他所处的环境不一定纯净,但是他保持了出淤泥而不染的品质。纳兰性德的诗词中,对荷花的吟咏,描述很多。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把梅、竹、兰、菊“四君子”和松柏、荷花等人格化,赋予人的性格、情感、志趣,使其具有了特定的文化内涵和哲学意蕴。郑板桥的竹、金农的梅、曹雪芹的石,都成了寄托文人心态、情感的文化图腾。而纳兰性德却认定了荷花。他的号为楞伽山人,有禅缘者,看重荷花,更在情理之中。

  记者:同样是悲情,您在百家讲坛还讲过陆游的爱情,和纳兰相比,两者的区别是什么?为什么选择这两个人来讲呢?

  杨雨:是他们的感情打动了我,只有自己投入了情感才能有激情把他们讲好。但是陆游主要是民族感情,而纳兰更多是个人的性情。陆游生活的环境和背景比较复杂,人生漫长,所以全面重现难度大。在爱情上陆游有发自内心强烈的爱,但是传统文化对他的影响不容忽视。相对来说,纳兰的人生轨迹一帆风顺,当时的时代背景也局势稳定,纳兰的生命短暂,比较好把握。

  记者:当时是怎么走上讲坛的?有没有想过出名后会牺牲自己宝贵的学术研究时间,而要去应付很多采访之类的活动?

  杨雨:2007年,我在地方台长沙电视台讲过李清照。当时我的一个学生在那儿,我是帮学生才去讲的。但是没想到遭到很多质疑,因为我把李清照塑造成了具有男性气概的女词人,这似乎颠覆了传统的多愁善感、柔弱的女性形象。我当时就决定以后再也不上电视了,因为媒体的力量实在太强了,一渲染就会有无数倍的放大效应,我喜欢安静。

  百家讲坛的编导来跟我联系的时候,说正是看了我讲李清照的视屏,我有点意外,但一口拒绝了。编导是用什么话打动我,让我改变主意的呢?他说,既然你热爱古典文学,难道只满足于自娱自乐、书斋里的研究吗?要知道电视观众需要传统文化,作为学者,难道没有时代的使命感和社会担当吗?说实在的,作为学者当然是想有为时代和人民的,这不是大话,这是一个普通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于是我答应去试一下。

  对于出名我从来没有其他想法。我知道上了百家讲坛,肯定会有很多读者认识你,也会有一些读者喜欢你。这一阶段电视刚播出,我的书也刚出,应出版社的邀请我会多参加一些活动,但最多两个月,而且我一般都安排在周末,对我的工作没有影响。之后我还是需要去读书补充自己,需要有安静的时间来思考,我依然还是个普通的大学老师。

  记者:其实您本科是学法语的,完全可以轻松进外企做白领,为什么反而转向冷门的哲学和中国古代文学?

  杨雨:确实,1996年我从上海华东师大毕业时,正是外企大量进入中国的时候,找一份收入高看起来又风光的外企工作非常容易。当我决定读哲学系的中国哲学专业时,连我的导师都觉得我脑子进水了。

  其实从小学到高中,我一直喜欢语文,高考后偶然读了法语专业。但是法国文学和我们中国的古代文学有共通之处。读本科时,我接触过很多法国人,聊到中国文化,我发现很多人比我这个中国人还要了解,这让我很汗颜,也坚定了自己有机会一定要读中国传统文化的相关专业。幸好我的父母非常支持我的选择,他们从来不干涉我的专业选择。

  我觉得专业没有冷门和热门,何况随时会有转换和变化。只要自己喜欢就好,心安就好。我是个偏安静的人,喧闹的工作环境并不是我喜欢的,复杂的人际关系也是我不擅长的,我也没有那么高的物质期望,所以一直觉得大学老师的生活很适合自己。

  记者:媒体对您评价最多的是“美女”身份,和教授这个身份会有冲突或者影响吗?

  杨雨:我承认有很多女教授是真正意义上的美女教授,比如说我们词学界,我们最推崇的前辈叶嘉莹先生,还有我的学姐赵晓兰教授,她们是我的前辈,也是名正言顺的美女教授。要达到她们那个境界,我觉得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希望若干年之后,虽然我可能老了,但是我能够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美女教授。

  记者:最近,百家讲坛连着推出了一些年轻的美女学者,比如赵冬梅、蒙曼,还有你,有人说央视也开始走偶像派的线路了,相比于过去那种老一辈的学者,您觉得你们的区别在哪儿?

  杨雨:我基本不看电视,但是老一辈学者,比如阎崇年先生的讲稿,好几本书我都是仔细看过的。我讲纳兰之前,把阎崇年老师关于清初的一些讲稿也非常细致地通读了一遍。我觉得,我跟他们不太一样的是,从讲述的内容上来说,他们是讲历史,我是讲文学,所以我可能更加倾向于文本的诠释,而不是历史故事的演绎,历史结论的得出。

  其次,从讲述风格的区别来说,我自己,包括栏目编导以及他们栏目的人对我的评价,感觉我对于情感这一块的诠释,相对投入得更加深。我更加注重一个作品当中所包含,以及我所体验到的一种情感的力量。记者 陈晓旻

  5月13日,杨雨应中华书局的邀请,来到宁波书城参加读者见面会并签售新书《我是人间惆怅客:听杨雨讲纳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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