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柏田：行走在历史与文学的中间地带

　　认识赵柏田是从他的作品开始的，从1999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我们居住的年代》开始，到今年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双重火焰》、台湾秀威公司出版的《万镜楼：赵柏田短篇历史小说》、《莓苔上的月光：日常视野下的现代文人》、中华书局出版的《让良知自由：王阳明自画像》等，13年间，10余本作品相继问世，这其中，有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有历史散文，有文论、批评和阅读札记等，题材广泛。

　　身为宁波市文联创研室主任的赵柏田，每天朝九晚五上班下班，很难想像，如此丰硕的创作成果全部是他在繁杂的工作之余完成的。更难能可贵的是，这些著述得到了从读者到评论家的高度评价。

　　上海交通大学中文系副主任、作家张生说，“赵柏田用他智性与诗意交织的文字造了一个花园。”华东师大对外汉语系副教授、文学评论家毛尖认为，“在他的笔下，历史与当下常有天涯比邻之感。”

　　赵柏田自己则说：“写作是我与世界相处的方式。”他非常享受“行走在历史与文学的中间地带”的创作过程。

　　在许多对赵柏田的介绍中，除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浙江省作协散文创委会副主任、浙江省作协签约作家、宁波市文联创研室主任这样的社会身份之外，最常跳跃在读者面前的是“当代作家”、“人文学者”这样的字眼，此外，赵柏田还自称“职业读者”。循着赵柏田成长的轨迹，我们可以探寻他多重身份背后的磨砺和历练。

　　作家

　　“对文学世界有着天然向往”

　　上世纪60年代末，赵柏田出生在有着深厚传统文化积淀的余姚城。作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中真正达到立言、立德、立功三不朽”的一代先哲王阳明以及有着“中国思想启蒙之父”之誉的黄宗羲的同乡，赵柏田说，他出生的医院叫“阳明医院”，走过的大街名“南雷街”(黄宗羲号“南雷”)，少年时常登的龙泉山是当年王阳明讲学的地方，文化的浸润不经意间就渗透到他的骨子里了，文学的种子也仿佛植根在他的血液中。

　　赵柏田诉说着自己与故乡的情愫：“我无力描摹出它两千年沧桑的面容。我像一个梦游的少年，在它的城堞、钟楼、石桥上游荡……”回忆自己文学之路的起点，他认为“那是人生早年的一种召唤，它让你对文学的世界有着天然的向往。”

　　在那个物质和精神匮乏的年代，赵柏田清晰地记得他第一笔零花钱就是花在了买书上，当大多数同龄人还沉迷于那些花花绿绿的连环画时，十三四岁的他却跑到新华书店，买了一本与中国近代史相关的书《林则徐与鸦片战争》。“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在骨子里边，对历史有一种天然的好奇。”他说。

　　步入社会后，赵柏田成了一名体育老师，他在这个职位上干了6年。年轻的他，跑啊跳啊，同时对自己的身份时常感到一丝混沌，他对建立自己内心空间的愿望与日俱增。“当时想要改换一个职业，但是不知道改换成什么，于是开始用文字将这种欲望和意想表达出来，写着写着，整个改变了。”

　　最初赵柏田渴望成为一名诗人，他“像一个患上了时代病”的青年，狂热地迷上了诗歌。他不仅自己写了很多诗，还组织诗社，油印诗歌刊物。

　　1993年，赵柏田被调进了余姚市文化馆，他开始创作小说，并像火山喷发般一发不可收拾，这一时期他写下了100万字的中短篇小说。1997年，他的短篇小说《站在屋顶上吹风》在《山花》杂志发表。

　　1998年，他在《收获》、《江南》、《天涯》等国内知名的文学期刊发表《扫烟囟的男孩》、《地震之年》等一系列充满探索风格的短篇小说，引起文学界关注。《站在屋顶上吹风》还被译成日文在《中国现代小说季刊》日文版发表。

　　1999年，他的短篇小说《明朝故事》入选《小说选刊》第9期，中篇小说《坐拖拉机去远方》获得1997—1999年度浙江省作协优秀文学作品奖。同年，他的第一本书《我们居住的年代》出版。这本书讨论了文学与生活的关系，书中像“乌纳穆诺是敷撒在创口上的盐粒，是一团沉默的火”，“加缪是一棵大地上的树”，“天鹅是贝多芬、尼采般的伟大的孤独者，是初始，是混沌，是人神之间的梯子”这样文采斐然的句子俯拾皆是，同时书中处处闪烁着哲学思辨的热情。

　　说起这本书的写作动机，赵柏田说“这是一个年轻人在迷茫中建立真实生活的愿望。”他把这个混杂着青春期残余激情和哲学思辨热情的作品看作30岁之前最完整的一次表达。多年后，当他偶尔再次翻看自己早期写的文字，他觉得那仿佛是陌生人写的定西，尽管有生涩之处，他还是情不自禁地感叹：“那些神奇的句子和那种对世界探究的好奇与激情，真的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