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那清澈的源头--追记市委组织部原副部长颜志定

　　母亲骨折了，他不同意从单位派车

　　一辆28英寸的自行车，颜志定骑了一辈子。工作需要，出行可以坐公务车，但“他到市区任何单位，都不让我派车，从来都是自行车去，自行车回”，这个习惯他坚持了一辈子。市委统战部原副部长，市工商联原副主席、党组书记，时任市委组织部部会成员、办公室主任的董伯云说。

　　他说：“党风要好起来，领导干部首先自己要好。自己做不到，就说不响！”

　　三儿子颜家东记得清楚：有一回奶奶的手骨折了，情况很急。但父亲仍然不同意叫单位派车去。“那时他已经是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了，自己扑在工作上不说，连一辆车也不派。那年我17岁，我就拉着手拉车，把奶奶从望春乡下送到市二院。”

　　1972年8月15日《宁波大众》报头版，对颜志定“身在梨园，不吃公家一个梨，没买公家一斤梨”、“近水楼台不得月，身在柴场不买公家一斤柴，每年向国家提供几十万斤商品柴”作过报道。颜志定的家在农村，缺少劳动力，用柴主要靠去田间河边耙些禾草。而园林处每年修剪全市行道树的树枝堆积如山。颜家的屋子被台风刮倒，家人让他从单位买点木料去，他说：“国家的树木不能随便买，搭房可用其它材料代替”，后来就用生产队分配的毛竹梢头搭了房屋。

　　“1979年，我从部队转业到组织部报到的第一天，看到一个五十来岁的老同志，一身布衣，一双解放鞋，扫地、倒痰盂，就以为是机关的清洁工。后来部里座谈，才知道这位一大早扫地倒痰盂的，竟是组织部的副部长。”

　　这是颜志定留给市委人才办原副主任范福祥的第一印象。

　　很多人在追忆颜志定的时候，对他总是大清早第一个到单位，打好开水，把自己办公室、走廊甚至厕所打扫得干干净净印象深刻。

　　对于想通过他“开绿灯”、“走后门”的，谁也绕不过他的原则：“能办好的事，也不用上门送礼，一定会给你办好。不能办的事，再送礼也没用。”

　　颜志定在工作笔记里这样写道：“作为一名领导干部，权力大了，担子重了，责任大了，一定要坚定信念、提高修养，一身正气做人，一丝不苟做事，一尘不染做官。”

　　市园林处要招收一批工人，有位老同事托他帮其下放农村的女儿指名招来，颜志定晓以理义，让他打消了念头；市里的一位负责人为了帮助老战友的子女参军，通过颜志定的老上级、老同事连续七次来说情，也被他挡了回去。

　　黎明即起，洒扫庭除几十年如一日

　　儿子妻子的工作机会，一次一次被他让掉了

　　颜志定是那样地纯粹，不该得的他决不得，应该得的他也不一定去得。

　　“文革”前，他在市委机关主持过迁移户口工作。组织上考虑到他身体不好，家小在农村，生活有困难，多次动员他把家属户口迁上来，他都回答“自己家的困难自己能克服”，婉言谢绝。之后又一次次执意把妻子王美娣“农转非”的机会让掉。

　　此时的王美娣要服侍他的母亲、祖母，拉扯三个儿子，要下地赚工分，日子艰难。王美娣说：“因为劳力少工分少，分到的粮食就少，吃不饱。”一次，王美娣放牛挖野菜，跟去的儿子跌落河里，王美娣去救，自己也跌落下去，幸亏河边杂草茂密，母子俩抓着草一点点挣扎抓上来。“那段日子，只能用一个‘苦’字来形容”，王美娣说。

　　1972年，同事瞒着他为他身体不好的大儿子办了招工进城手续。颜志定回乡下家里知道后，说服老母亲和妻子，硬是让儿子把工厂报到证退了回去。

　　1974年，大儿子自己找了份农民筑路工工作。颜志定知道后，立即让人通知大儿子先回家，自己赶回了乡下。儿子很委屈：“上次你让我退掉了。这次是我自己找的，以后我跟你不搭界就是了。”颜志定以“干部家属当农民工，必然助长生产队里重工轻农的思想”，耐心做思想工作，让儿子把铺盖背了回来。如今，60多岁的大儿子还是农民，身体允许时，做些环卫保洁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