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宁波经历的大旱：抗旱 我们越来越从容

田里的裂缝能塞进成人的拳头

　　其实，姚江干涸，除了长时间高温无雨外，还和江边村民过度抽水有很大关系。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同西江村一样，姚江边几乎所有的村子，除了零星一点蔬菜外，种植的几乎全是水稻。在蔡夏生的印象里，１９６７年那年早稻收割之后，马上就要种晚稻了，可６月下旬开始就不下雨了，田里已经接近干枯。为了播种晚稻，姚江边出现了数以千计“翻水”的人，也就是把姚江的水抽上来灌溉农田。

　　那时抽水机不多，大家用的都是最原始的水车。水车由两人扒住竹竿，双脚不停地蹬踏板，带动木片把水从江里翻上来。蔡夏生也是“翻水”大军中的一员，刚开始踩他还感觉良好，可一天踩下来，腰酸腿疼，脚板肿得就像馒头。

　　但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水浇进地里，就好像倒进了沙漠，没有带来半点滋润。在蔡夏生的记忆里，秧苗虽然插下去了，但半数以上都被晒死，田里的泥土几乎晒白了，裂缝能塞进成年人的拳头。到了秋天，村民都懒得去收割了，因为根本就没有稻谷长出来。那年的晚稻，整个生产队可以说颗粒无收，完全靠早稻的收成支撑了一年。

　　站在现在往回看，说起姚江干涸、姚江边村民最后都无水可吃的窘境，缪复元认为是缺乏科学调度、合理用水导致的。在他看来，出现旱情苗头后，如果不让那么多人去姚江“翻水”，姚江不会那么快就干涸，姚江边的村民也不至于后来得靠泥浆水维持生活。

　　根据《宁波地方志》的记载，那一年，“１９２．６万亩农田受灾，成灾１７１．９万亩，奉化江流域晚稻失种１３万亩。”

　　一连串的数字背后，是怎样让人揪心的事实？当时的宁波又采取了哪些抗旱措施？在市档案馆，记者曾尝试搜索当年的报纸，寻找相关报道。

　　然而遗憾的是，１９６７年，正值文革时期，《宁波报》停刊，当年唯一能找到的刊物是《宁波大众》，而内容几乎通篇都是新华电讯，关于本地事件的记载非常少，提到旱灾的更是凤毛麟角。 

　　从７月一页页翻到１０月，发黄的报纸上，是一片形势大好：“精神变物质”、“亩产近千斤”、“‘斗私、批修’夺今年全面丰收”、“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那是瞎扯，许多地方连种都没法种，哪来的收成？一切还得从实际出发。”缪复元说，在他记录的数据中，仅鄞州就有５３３４公顷连作水稻未种，８３３４公顷农田无收。

　　旱情一直延续到秋天，天干物躁，当时为了保障冬季消防用水，宁波只好引进海水存储起来。一时间，内河泛咸，不但人不能喝，也不能用于灌溉，又影响了第二年的春播。

　　饮水困难带来的传染病

　　缺水的状况从农村蔓延到城市，人们很快发现，井里也抽不出水来了，少数的几个自来水龙头只能扑哧扑哧地“干吼”，百余家工厂因缺水停产，理发店只负责剪头发，不再给客人洗头，而当时政府的主要精力，也放在了保障城区用水上。

　　据缪复元回忆，当时市供水部门对为数不多的几个水源进行划片，按计划供水，并开发了几家工厂的深井地下水，又租了几艘轮船远赴上海运水。

　　大老远把水运回来，是黄的，同样需要沉淀很久才能喝。因为水质太差，还有污染，肠道病患者开始增多，有的地方甚至还出现了“二号病”，“拉肚子拉到人死”。曾住姚江边的村民张吉元回忆说，当时村里有名很年轻的小伙子，一连拉了好多天，开始也没太在意，后来拉到脱水，面颊深深凹了进去，然后开始神志不清，最后没能挺过来。

　　宁波市卫生防疫站原站长、已年近八旬的邱华士主任医师，从上世纪６０年代初起从事卫生防疫工作。他告诉记者，“二号病”的医学术语叫做霍乱，是一种烈性肠道传染病，由喝生水、食物不洁等原因引起。当时饮水卫生极差，肠道疾病的人明显增多。

　　而在当时，很多人都丢下工作闹“革命”去了，防疫工作几乎处于瘫痪状态。虽然也有人下乡去做防疫工作，但人太少，旱灾面太广，无异于杯水车薪，因肠道疾病而致人死亡的事情时有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