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太早、聊天声太大… 晨练噪声天天惊扰睡梦人

快评

　　让出幸福感

　　紫满

　　晨练噪声扰民，不仅宁波有，其他城市也有。

　　当事双方，一方追求健身的“快乐权”，一方追求休息的“安静权”。两者都是受到普遍承认的个人权利，自然各有申张的理由。要是晨练场地与居民区的间隔足够大，晨练者和休息者当然可以互不干扰，各自主张自己的权利相安无事。但现实是，这样理想合意的空间距离，在绝大多数城市里并不存在。在多数情况下，晨练者与休息者都处在同一个社区里，有时两个群体之间的距离只有几步之遥，晨练的音乐声完全可以轻而易举地登堂入室，抵达酣睡者的耳边。

　　“快乐权”与“安静权”的矛盾和冲突由此而起。常识告诉我们，个人权利都是有边界、受到一定限制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快乐权”还是“安静权”当然都不是绝对的。从权利的形态上来说，由于晨练者“快乐权”的获得，需要通过一种积极的行为方能实现，而居民的“安静权”则属于消极的自由，它是一种不需要任何积极行为就能实现的静态权利，因此，当两者发生冲突时，晨练者的“快乐权”理应受到一定的限制。

　　这一思路，在法律规定中得到了清晰体现，中外概莫能外。前阵子媒体曾有报道，纽约华人王女士因为练舞时发出的噪声扰民而被邻居告上法庭。日前，上海市有关部门也对《上海市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办法》进行了细化规定，明确了对于噪声扰民现象的处置措施。而我市2007年8月1日起实施的《宁波市环境污染防治规定》，也早已对此类噪声扰民问题有明确的处罚规定。如《规定》第二十三条就明确指出，对进行集会、娱乐、健身等活动制造噪声，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由公安机关予以警告，警告后不改正的，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从法理的角度，公园晨练的“快乐权”与附近居民的“安静权”发生冲突时，谁该“让路”，是非立断。不过，对于和谐的邻里关系建设而言，法律的刚性调整终究显得太过刚性和冷冰冰。或许，我们可以寻求更加适当的办法。其实，晨练者主张“快乐权”也好，其他居民申张“安静权”也罢，其实都是人们重视生活质量，希望有个良好的人居环境的结果，都是人们追求幸福感的一种努力。生活在社区的居民，其幸福感不仅在于自我权利得到合理的申张，也来自于和谐的人际关系，来自于自己与社区其他成员的良性互动。

　　以此观照这两种权利的冲突，我们就会发现：它们并非不可调和，只要当事双方采取“设身处地”的代入思维，解决起来难度也不是很大：晨练者设身处地地替周边居民着想，特别是替那些体弱多病的老年人、上学的孩子和下夜班急需休息的人们着想，稍稍调低一些音量，放轻自己的脚步，休息居民也尽量尊重一下晨练者的权利，稍稍牺牲一点休息时的舒适感。互谅互让的结果，必然充满着和谐和温馨，而在狭小的空间内，个人也必将从与他人的良性互动中获得来自群体的幸福感。

　　对他人权利的尊重，并不意味着自身权利受到挤压；互谅互让，不是权利的损失，而是一种更大的收获，这种收获就是幸福感。当事的诸君，可有兴趣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