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溪：历史悠久地名数度变迁 文种故里考疑

文种故里，说法有疑

镇海收藏家王雷，读到文种故里的报道后相当感兴趣。经过数年潜心研究，他考证得出的结论却是：文种故里并不在此。

他认为，谈春秋史事，单靠二千多年后雍正《宁波府志》、光绪《慈溪县志》，力度不足。而且，引文中有“关键性纰漏”。

王雷的考证依据有：关于文种为楚国郢人（今湖北江陵）这一点，鄞州文人谢山先生全祖望所著《辨大夫种非鄞（泛指四明全境）产》（见《鲒埼亭集》卷三十五），有所例证。

光绪《慈溪县志》中，确有多处有关文种的记载。该志主要依据雍正《宁波府志》和民间传闻。如卷四十三《旧迹》“文大夫故里”：“县东十五里，文溪相传文种故里，因以名溪。”但他发现，后面紧跟一条按语：“按：文大夫非慈溪人，以列于旧志，姑仍之。”

卷二十四《列传》“文种”传，也是根据《雍正府志》辑录，末也有按语：“按：越大夫非四明产，全祖望《鲒埼亭集》及乾隆《鄞志》俱有辨证，以旧志相沿，仍之。”

可见，县志修纂者明确否认文种为慈溪人。之所以要“仍之”，完全出于“旧志相沿”的需要。他认为，这是修志者出于一种“前人即采入，不忍舍弃”的心理。

为考订史事，王雷竭尽所能，查找时间上最为接近的典籍文献。他发现，文种籍贯的提出，最早见于东汉赵晔撰《吴越春秋》。《文选》卷四十六陆士衡《豪士赋序》“文子怀忠敬而齿剑”句，李善注引《吴越春秋》：“文种者，本楚南郢人也。姓文，字少禽。”这是公认最古的一条权威注释，常被后人引用。可以佐证文种“郢人说”的，有同时期袁康《越绝书》，全祖望的辨证文章即征引此书。

将文种讹传为鄞人，源起东汉高诱注《吕氏春秋》。《吕氏春秋》第二卷《当染》篇注云“楚之邹人”，第四卷《尊师》篇云“楚鄞人”。在“郢”“邹”“鄞”之中，有两个是远古典籍历经传抄而生出的舛错。编纂乾隆《鄞县志》的钱大昕在《鄞县志辨证》中论述到：“‘邹’‘鄞’字形相涉，刊本传讹，固难决其然否，但两注皆曰‘楚人’，而鄞为越地，邹为鲁地，与楚并不相涉，则鄞、邹均不可信。”这个判断相当尖锐，而且完全有说服力。

高诱的模糊标注影响到后世学者，南宋大儒王应麟、黄震即据此而指文种为鄞人。勾践平吴后，文种未随范蠡离开越地，王应麟有这样的论释：“蠡，楚人，可以去越；种，越人，斐斐迟迟，不忍去父母之邦，忠臣之志也。”这种“善论古人”之语用作证据，显然很虚弱。

再考四明旧志，宋乾道《四明图经》、宝庆《四明志》均未言及文种。《宝庆志》尚称“文溪”为“门溪”。

元代袁桷，王应麟学生，纂延祐《四明志》亦不取王说，当已有疑。《延祐志》对“文溪”的注释是：“受众山之水，色清如文，故以为名。”明杨寔纂成化《宁波郡志》始将文种列入“人物”，所据即王应麟文。

最早记载文溪为文种故里的是曹秉仁修纂的雍正《宁波府志》。《四明谈助》卷四十五“文溪”条转引《雍正府志》：“相传为文种故里，因以名溪。一云：受众山之水，清泻成文，故名。”又是“相传”，又是“一云”，可见，即使是曹氏也没有肯定的意思，他想多存史料，但又不能失之荒谬。

考证到此，王雷提出，汶溪虽然不是文种故里，但并非指文种没有到过此地。

镇海文保工作人员也认为，“文种故里”的说法，不是指文种的出生地在镇海，而是指他隐居的地方。

汶溪村山清水秀，风光明媚，属于古越之地。文种隐居于此，镇海流传着文种与汶溪的优美传说，老百姓口口相传，为家乡增添书香底蕴，未尝不是一种美谈。

不过，文种最后的下场是很悲哀的。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讲述，越王赐文种宝剑一把，然后对他说:“子教我伐吴七术，寡人用其三而败吴。其四在子，子为我从先王试之。”这段谈话的结果是：“种遂自杀。”谁也没有料到，聪明忠心的良臣，如此收场。 

（记者陈饰  文/摄  通讯员李根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