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舟畅谈大运河申遗:用大运河唤起我们的文化自觉

　　清华大学教授吕舟。谢安良摄

　　昨天，“大运河：我们未来的生活”全媒体行动首站来到北京。

　　我们入住的地点在什刹海边上，这个闻名遐迩的地标性景区游客如织。询问了不少来往的行人，却没有几人能准确说出什刹海和大运河的关系。而事实上，什刹海曾是元代大运河的漕运中心，这才有了后世的酒楼茶苑、商肆作坊、王府私宅，才有了达官贵人、文人雅士的纷至沓来。

　　“用大运河唤起我们的文化自觉。”这是此次行动采访的首位专家吕舟说的话。追根溯源，从岁月的起点，重新审视流淌至今的大运河对今人的影响，正是此次行动的要义之一。

　　文化遗产保护是手段不是目的

　　吕舟教授是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主任、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协会副主席，一直致力于文化遗产保护和建筑历史的研究工作，参与国家重要文物政策的制定。比如三峡库区文物保护重点项目云阳张桓侯庙搬迁保护规划、布达拉宫雪城保护规划、晋祠保护规划、成都文殊院历史街区保护规划等等。

　　“文化遗产保护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应该是为了今天以及今后的生活，文化遗产能发挥的作用，这才是我们最要关注的。”得知我们为大运河申遗而来，吕舟开宗明义。

　　他告诉记者，今年中国有两个申请世界遗产的项目———大运河申遗和丝绸之路申遗，这样两件大事同时进行，不仅在我国申遗史上是首次，在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

　　在吕舟看来，此次大运河申遗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原来的世界文化遗产都只是“点”、顶多是“面”上的申报，比如哈尼梯田、西湖，“但大运河申遗涉及那么多城市、部门和人，需要大家共同来做这件事。”吕舟认为，大运河的价值丝毫不亚于丝绸之路，“它是一条串联起南北的线性文化遗产。如果没有大运河，古代君王兴许就无法实现中国统一；南方的精致生活和北方的政治影响便无法像今天这般在运河沿岸相互交融、上下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