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前赴北仑三山村务农——谢重雅的知青往事

到三山大队务农的宁波知青昨日重返第二故乡。 陈芝龙 摄

谢重雅（左）、吴迎华夫妻俩。 记者 王增芳 摄

北仑区春晓镇的三山村，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被称为镇海县三山公社三山大队，是当时全省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背靠群山，毗邻象山港北畔，村域面积１８平方公里，农户２５００多户。

几天前，读者严斐斐给东南商报打来电话，“１９６４年，我们１０８名宁波知青，响应上山下乡号召，到三山大队务农。如今，５０年过去了，我们决定再回三山村，看望乡亲们，看望曾经奋斗过的那片热土。”

５月１０日，这些当年的知青、共４８人相聚在三山村。他们欢笑、相拥、追忆往昔。记者采访的主角谢重雅，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记者 毛信意 

重磅炸弹

高中毕业的他要到农村扎根落户

眼前的谢重雅，１米７左右的个子，今年正好７０岁，整个人有一种儒雅的气质，就如他的名字。

１９６４年，谢重雅２０岁。６月，即将从宁波青年中学高中毕业的他，受全国先进典型邢燕子、董加耕等人的影响，给家里扔下一枚“重磅炸弹”，“我决定，一毕业就去三山大队扎根落户，做一个新型的农民。”

“你疯了吗？哪有书读到高中毕业，还去种田做农民的？”母亲郑丽美极力反对，“好不容易供你高中毕业，一心盼你尽快找一个风吹勿着、雨淋勿着的好工作。你有４个弟弟，１个妹妹，一家人就靠我和你爸五六十元一月的工资生活。你是家里的长子，应该多为父母分忧。”

父亲老谢对儿子的这一决定是支持的。当时，电影院正在放映《朝阳沟》。为了开导妻子，老谢的单位特地送来电影票。看完电影，老谢问她：“有什么感想？”她说：“高中生当农民，哪有这种事？电影只是为了教育人，这恐怕不是真的。”回家后，她仍未同意儿子去务农，还是托人为儿子在城里找出路。

７月１２日，谢重雅瞒着母亲，在年轻教师孙友谊的带领下，与其他５名宁波青年中学的同学一起，来到三山大队务农。几天后，又有３名宁波青年中学的应届高中毕业生，来到三山大队。

对于儿子的不听话，母亲非常生气。她狠狠地责怪了丈夫，还两次打电话到大队，谎称“自己生病了，要儿子回宁波”。７月１７日，她又赶到大队，要儿子回宁波。

这次，在大队的支持下，谢重雅陪母亲回到宁波。不过，后来，在外婆、舅舅、姨妈等亲人和邻居的劝说下，母亲的思想有了松动。

在务农３个多月后，谢重雅的母亲想通了。“我信奉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思想是不正确的。”１９６４年１１月２７日，《宁波大众》第三版头条，刊发了《我开始懂得了怎样爱子女》的文章，详细讲述谢重雅的母亲思想转变的整个过程。

５０年过去了，谢重雅家里还珍藏着那份早已发黄的《宁波大众》报。

战天斗地

砍柴、手抓猪粪施肥、围海塘都要干

１９６４年，三山公社累计有１８０多名宁波知青，其中三山大队各生产队就有１０８人———知青们戏称是“梁山好汉１０８将”。

１０８人中，除了谢重雅等９名来自宁波青年中学的师生外，还有来自宁波三中、七中、镇安初中等城区中学的丁宗庆、吕诚国、严斐斐、吴迎华等同学。谢重雅刚到时，属于第十七生产队。

记忆中，当时三山村的所有“知青房”，是政府拨款统一造的简易房，用乱石、砖头砌墙，上盖“洋瓦”。每幢知青房有６～８间，每间住３～４人。在两只“竹马”上，搁一张竹棚，就是床铺。

吃的“知青饭”，知青们要到大队养老院的食堂自己蒸。三山大队背山面海，粮田紧缺，粮食不够吃，村民和知青会分到一些番薯或番薯干。

对知青而言，最难过的是“劳动关”。有一次，谢重雅要跟村民翻过几条岭，走五六公里山路，去砍柴，挣工分。结果，由于没有经验，谢重雅的手指被芦杆柴锋利的叶子割出一道道伤口，流了血，只得用橡皮胶布一圈圈包扎起来。好不容易砍完柴，要挑下山，可是，没走几步，看似捆得紧紧的柴担，哗啦一声，全松散开来，掉落在山路上。

谢重雅绝不会忘，第一次用手抓猪粪施肥，直想呕吐的情形。“猪粪好臭啊！为什么不用农具，非要用手抓呢？”

农民告诉他：“猪粪是庄稼宝，只有用手抓，用手撒，猪粪肥才施得匀。你施完猪粪肥后，再去洗手，会感到手不但不臭，还特别滑。”没有办法，谢重雅只能硬着头皮手抓施肥。

围海造田，这对知青们来说是最苦的。１９６６年１２月，象山港畔寒风刺骨，谢重雅和知青们来到围海造田现场。他们每天的作息，根据潮水的涨落来决定。退潮时，不管白天还是晚上，都要抢时间出工：双腿泡在海水里，挖泥，运泥；挑着一担担石块，筑堤。

从运石处到筑海塘的堤坝处，相距５公里左右。工地里专人负责称重、计工账，每挑１００公斤，挣１０分工分———相当于６角７分钱。

谢重雅每天气喘吁吁地往返挑完２次，累计能挑１５０公斤左右———每天能挣到１５分工分。

“肩上是重担，脚下是海涂，深一脚，浅一脚。一不小心，双脚就会被蛏子壳等割破。只能咬牙挺下去，不可以做逃兵。”谢重雅说，“那个时候，知青们都在吃苦，你也就不会觉得自己特别苦了。”

事迹登报

大冷天，13次潜到水库底修机器

谢重雅等知青的快速成长，农民们看在眼里，喜在心上。

１９６５年１０月７日，《宁波大众》头版和三版重点报道了三山公社和三山大队知青的成长事迹。

１９６４年到三山公社务农的１８０多名知青中，一年后，已有５７人成为“五好”社员，４人加入共青团，２６人被选为生产队会计和保管员等。谢重雅和伙伴们在试验田里，观察试验品种生长情况的照片，登上了报纸的头版。

同一天，《宁波大众》第三版半版专门报道三山大队的知青谢重雅、周丽华、陈芝龙等人的事迹。第十七生产队社员邵定法，在《我们需要这样的读书人》一文中说道：去年，我们生产队来了谢重雅、周丽华、徐蓉苞等８个高中生，他们不怕累，不怕脏，农活样样都干。“我们要写信，自己不开口，他们也会上门来帮。晚上，他们给大家读报、教社员识字，搞俱乐部活动。”“还利用雨天和晚上时间，给许多社员理发，治疗小病小痛，为我们贫下中农服务可真热心哩！”

另一篇题为《奋不顾身潜深水》的文章，则报道了谢重雅和陈芝龙一起，帮助三山大队第二生产队修复启闭机的事迹：当时正值早稻发棵，但二队的启闭机拉丝锈断了，导致水库前的１５０多亩早稻不能及时灌溉。队里没人会潜水，大家干焦急。而另一生产队的谢重雅和陈芝龙获悉后，赶来帮助。当时，天冷，水库里水温很低。谢重雅二人多次潜水，冻得浑身发抖，还是没能成功。谢重雅建议：“用一支毛竹插入水库底部的启闭机上，探明启闭机的部位，人再顺着毛竹潜下水去。”这一招确实灵验———启闭机的拉丝重新安装上了。他俩先后持续潜水２小时左右，１３次潜入水底，他们救了１５０多亩水稻。

在三山大队的岁月里，谢重雅担任过植保员和育种的工作，致力于科学试验。１９６８年，三山大队农副厂从浙江大学买来２个菌株，做番薯干烧酒之用。谁知其中一株因受外部感染而报废。农副厂负责人找到谢重雅，让他想想办法。谢重雅用剩下的唯一一株菌株，成功培育出２０株菌株，保证了工厂一年生产所需。

返城就业

家当只有300元积蓄和一辆自行车

５０年后再聚首，当年的婚恋故事是热门话题。

当年，谢重雅看准了一个叫吴迎华的姑娘。吴迎华是１９６４年从镇安初中毕业后来三山大队的。不久，她兼任大队图书管理员，接着又被推荐到村里的夜校当老师。没几年，她成了三山小学的民办教师。

１９７３年，谢重雅和吴迎华喜结连理。一年后，生下大儿子时，他们的生活更显拮据。孩子没奶喝，只能向生产队预支一些钱或向供销社赊一些账，买回几包“红旗”牌奶粉。

每次回宁波看望家人，他们为省下１．４元的车费，凌晨３点就从三山村出发，翻越樟树岭、天童大岭、小白岭，５个小时路程才到小白航船码头，然后花３角钱坐小白航船到宁波濠河码头。

１９７２年起，三山公社陆续有知青招工返城。１９７８年底，传来所有知青可回城的消息。１９７９年２月，谢重雅和吴迎华办理了回城手续。一个月后，一家四口回到了宁波城里。当时，谢重雅一家的全部财产，是３００元的积蓄和一辆自行车。

之后，谢重雅到银行系统上班，妻子吴迎华到镇安小学教书，直到退休。

“知青岁月给你们带来的最大收获是什么？”谢重雅想了想，说道：“最大的收获是对人生的艰辛有了更多的领悟，更能吃苦，懂得珍惜，也懂得感恩。”

到现在，谢重雅和当年的知青们都还与结对的“教育户”，保持着亲人般的良好关系。当年“教育户”的儿子、三山村村民顾国盛，为这次聚会做了大量的筹备工作，联系酒店、安排参观洋沙山景点等。春晓的领导和三山村的村民们，欢迎久别的亲人的到来。

花絮

最轻松的活 吃西瓜挣工分

“还记得当年最轻松挣工分的是什么活吗？”

严斐斐和丁宗庆、吕诚国等知青们，清楚地记得：“大家坐在一起吃西瓜，把西瓜籽吐出来，收集好，做种籽。”

在西瓜生长过程中，社员们在看上去可以做种籽的瓜上，做一个记号———在瓜上划一个“中”字。西瓜成熟时，其他西瓜摘完后，就会集中摘这些预留的种籽瓜。然后利用下雨天不出活，队里通知大家到生产队集中吃西瓜。大家围着长桌坐下，比赛看谁吃得快、吃得多，又必须保证西瓜籽收集的多———工分是照算的———小伙子们一人能一口气吃掉一只１０来斤的西瓜。

最倒霉的事 两筐金橘滚下山

有开心，也有泪水。知青倪珍华回忆说，有一次去山上采金橘。她出手快，一天下来，摘了满满两大筐。傍晚时分，她和伙伴们一起，挑着担子往山下赶路。哪知一不小心，竟被一段树木绊倒了。两只竹筐翻了个底朝天，金橘都滚落到山下乱柴丛中。山坡很陡，没法拾起来。遇到这种倒霉的事，倪珍华只能挑着两只空筐，号啕大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