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贾平凹访谈：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使命

　　记者：感觉您这部作品的风格和以往的不相同，而是多了一些散淡的感觉？

　　贾平凹：在小说结构中，写实际的东西给人的感觉比较累，所以我加上了一些抒情、明亮的东西，以增强读者的阅读快感。我想尽量用简洁、明快的方式把故事讲明白，而以往的故事可能细节描写比较多。这可能跟年龄和心态有关，几十年以来，我喜欢明清以至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文学语言，它清新、灵动、疏淡、幽默、有韵致。我模仿着，借鉴着，后来似乎也有些像模像样了。而过了60岁，我开始喜欢中国两汉时期那种史的文章风格，没有那么多的灵动和慰藉、委婉和华丽，但它沉而不糜，厚而简约，用意直白，下笔肯定，以真准震撼，以尖锐敲击。

　　《带灯》这个故事关注的是中国最现实的问题，这个题材跟自己目前的文学追求也有契合的地方。我觉得对一个作家来讲，要真诚地呈现生活，这样才可能把真实的东西贡献给读者。

　　记者：您一直说自己是农民，您的作品主题大多也是关于农民、农村和家乡。农村题材会是您永远的选择吗？

　　贾平凹：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使命，农村是我熟悉的氛围，可以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既然如此，那我就把这个题材写透写实。中国是个农业大国，骨子里依然是农耕文明，尤其在西部农村，不管现代生活如何发展，依然继承着原来的农耕文明，这就像是一种文化基因，轻易很难改变。而且如今处于社会转型期，有很多振奋人的东西，同时也有令人焦虑的东西，各种矛盾都在这个时期激化。面对这种现象，每个作家就应该有自己的思索。既不能不停地歌颂和表扬，也不能一味地否定、批判。你怎么观察、把握这个社会，是一个作家很重要的素质。

　　除了深入最基层的农村了解生活，我还每年去北京、上海和广州，了解大都市最时尚最前沿的东西，用两头来把握中国目前，这样才能正确地了解整个社会，尤其是转型时期的真实社会状况。因为很多人出去打工，他们的生活就在城市和农村的两头摇摆，尤其是新一代的农民工，他们喜欢城市，但是又融入不了大都市。现在农民的生活，和上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时候都是不一样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了。农村的危机就是没有人，年轻人都不回去了，这是最大的危机。

　　在生活中，一个人老主持公道，就有德、有望，公道主持得好，人们就说这个人“德高望重”。作家在面对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时，也是在说出公道话。这个公道话建立在国情、民情、实情的基础上，作家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一定要面对真实的社会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不光要真实，还要有真知。

　　记者：文学评论家陈晓明说当代文学的走向需要现代性问题，也就是现实主义的传统如何和现代性接轨，您对此如何理解？

　　贾平凹：传统和现代性都是模糊的概念，现代意识应该是一种人本意识，是大多数人在想什么的潮流。我对现代性的理解是经济发达后，随着人们个性解放想法更为自由，人获得了一种自觉自由的状态，但这快速获得的一切也导致很多矛盾和问题的出现。

　　社会转型期出现了问题和矛盾，这是必然经历的历史阶段，对于作家来说，反而是给他们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想像的空间，这是一个大时代，也是让作家可以大显身手的时代。现在的农村题材作品，80后、70后跟我们50后写的就不一样了，农村已经在发生变化了。欧洲如今的乡土文学就是田园文学，或许多年后我们现在的农村题材作品也会慢慢消退消失了。怎样重视这种转型期的困境，通过作品引发社会关注，甚至解决这个事情，就能为人类进步提供一份总结经验。也就意味着文学创作要有现代意识，也就是人类意识。我在写作选取素材时有两个考虑，一方面，我所用的材料必须都是真实地从生活中长出来的，而不是在房间里面道听途说或编造的东西；另一方面，这些材料一定要有中国文化的特点，呈现的国情、民情，一定要以一种文化为背景。

　　记者：您的作品关注度最高的是《废都》，那部作品刚出来的时候，许多读者很好奇您为什么要这么写？难道真的是为了博眼球？您当年的真实想法是什么？

　　贾平凹：20年前的社会价值观和现在是不一样的。写这本书的时候，大概是20年前了，书中有对社会的观察和对社会的前瞻，其实书中描写的那些情况，已经在社会上出现了。这并不是书的作为，而是时代的作为。社会总有一个前进的规律和趋向，只要你认真关注，总会注意到的，是时代变迁继而产生的价值观的变化导致了读者和社会对《废都》从不认可到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