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东区农经局原局长吴明山：28年不变的百姓情怀

　　不叫“老吴”，也不称“吴局长”，无论年龄大小、职位高低，大家都愿意亲切地称呼他“明山大哥”；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没有响彻云霄的豪言，他一步一个脚印，用平凡但坚实的步伐走进了百姓的心间；他常说：“我是农民干部，是城市里的农村工作者”。他1985年5月调入江东区农经委，从一名普通干部到该局局长，直到退休，他在农经系统整整工作了28年；在他带领下，江东集体经济股份制改革经验走在全市、乃至全省的前列，为全国农村社区股份合作制改革提供了可复制的“江东样本”。1991年、1995年，他两度被评为区级优秀共产党员，1994年被评为全省农经工作先进个人，他就是江东区农经局原局长吴明山。

　　“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明山大哥”

　　在大家伙儿眼中，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明山大哥的身影，即使再苦再难，他都直面矛盾迎难而上。作为一名农经战线上的老兵，吴明山见证并参与了江东区农村城市化、农民市民化，以及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的沧桑巨变。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宁波“城市东扩”，江东区大量土地被征用，村集体资产总量迅速扩大，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势在必行。但随之而来的，产权的归宿、资产的量化、户口的界定以及分配的公平性、合理性等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大家众说纷纭、各执一词，甚至剑拔弩张、互不相让。区委、区政府下定了决心，“我们进行的是一项全国都尚无模式可参照的改革，上级有要求，群众有期盼，再难也要办下去！”当时的区农业局作为主管局，承担了这项艰巨的改革任务。

　　在局党组的领导下，副局长吴明山带着工作组起早摸黑、进村入户，搞调研、摸情况、听意见，村里、乡里、局里、区里、市里等大大小小的会议不知道开了多少个，一次次地修改协商，最终确定了集体资产清理后，按照“人口股”、“农龄股”进行量化来分配股权的方案。“人口股”主要体现基本保障，按在册人头分，享有者份额均等；“农龄股”主要体现劳动贡献，享有者按实际农龄计算。

　　由于这项改革涉及到每个村民的切身利益，工作组一进到村子里，村民们就围拢上来，七嘴八舌开了。面对每家每户的利益诉求，吴明山都耐心倾听，一一记在本子上，能解决的都尽量解决。宁东村的一位村民告诉说“明山老大哥很会做思想工作，一到村里就跟大伙打成一片，跟村民算经济账，时不时还冒出几句‘土道理’、‘大白话’。有些别人做了很久工作，都拿不下的‘钉子户’，老大哥三言两语，就把他说得心服口服。”

　　就这样，他一家一家地做工作，一户一户地算账本，一人一人地核实人头、农龄。那些天，他的话说得最多，他的灯也关得最晚……农村社区股份合作制改革在众人的齐心努力下稳步推进。

　　到了2004年，吴明山被提任为区农经局局长。而此时，合作制改革也进入到了尾声，留下的仇毕、宁丰等四、五个村，都是难啃的“硬骨头”。那阵子，明山大哥带着工作班子就驻扎在各个村子里，一个村一待就是个把月。他白天同村民们做工作，晚上便赶回单位与局班子继续研究问题。大伙儿都说，他就是个铁打的人儿，不拿下“硬骨头”决不罢休。

　　2005年底，全区2个乡29个村级股份经济合作社改革圆满完成，集体资产由2005年的29.68亿元，增值到目前的72.3亿元，年增长率达14%；3万社员“进城上楼”，当起了股东，人均分红从每年9000元增加到2.4万元，最高的达到6.8万元，真正地享受到集体经济改革带来的“红利”。

　　江东的改革经验，走在了全市，乃至全省的前列，为全国农村社区股份合作制改革提供了可复制的“江东样本”。

　　然而，股份制改革的完成，并不意味着一劳永逸。对合作社财务管理规范化检查时，吴明山敏感地意识到，有些合作社的房地产权证缺乏规范监管，存在集体资产流失的隐患。明山大哥坐不住了。2007年，在纪检、财政等部门的支持配合下，他组织开展了全区房地产权证的清查核实工作。

　　面对着庞大的工作量，合作社干部皱起了眉头，有的人把相关证件藏着掖着，就是迟迟不肯交。

　　明山大哥硬是顶着压力，对全区27家合作社的284本土地使用权证、2278亩土地完成清理和造册登记。直到今天，江东区都没有出现过一例集体资产流失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