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镇海报》里民国那些事儿 报纸鉴历史

　　今天的历史是昨天的新闻，今天的新闻是明天的历史。一份76年前的《镇海报》，让我们直观了解当年国内的政治、军事、经济情形——

　　关于战况的报道。

　　抗战是最大的政治

　　这份《镇海报》出版于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八月十六日，也就是1938年8月16日。此时，中国进入全面抗战已一年多，国内最大的政治即是军事，也就是全民族的抗日战争，《镇海报》第三版中关于战况的报道就特别多。

　　在《中国战事甚激烈》报道中写道：“中央社新登十五日电 富阳余杭战况，今日无何变化。一、右翼方面，富阳师姑坪、斧家山之敌，仍在我某部监视中，我另一大队则不断向敌进袭，早前六时，敌由杭以汽车陆续增援，会合之敌，向我反攻，经我奋勇击退。二、中路我军七日攻克留下镇西之金山，及荆山湾，敌由杭增拔千余，附战车八辆，炮数门，向我取包围形势，激战甚烈。三、左翼方面，我军仍据守绍坞里朗山、铁帽山、乌龙山、板桥山，继续包围余杭县城。中央社萧山十五日电渡过钱江之我军，今日在凌家桥附近，抄获敌文件及军用品甚多，刻在转塘之左与敌激战，杭富路已无敌踪。”

　　类似的战况报道还有《马鞍山在我控制中江北全局配置适当太湖宿松黄山一带敌放弃据点黄梅大水泛滥敌兵已退至城外敌又在大树上登陆 我已加痛击》《晋北敌企图西犯豫东我军进攻新乡沁水敌大部被我军歼灭亳州附近杀敌二百余游击队袭胶州日兵营》等。

　　“报纸选择的每一篇报道，都是这样有利于我方的‘好消息’。这多少有点不合乎实际情况，或者只是局部的事实。因为我们知道，抗战开始后，中国军队可说是败多胜少。”宁波大学历史系教授孙善根表示。

　　事实上，自抗战爆发， 1937年8月的淞沪会战、同年12月的南京保卫战，最终都以国军战败，甚至是付出数十万军民惨烈牺牲的代价完败。“报纸之所以连续登这样的‘好消息’，与鼓舞士气、振奋军民人心不无关系。因为士气低迷、民众失望当然不利于抗战。”孙善根教授补充道。

　　那时，对中国来说，虽说丢城失土，但也不至于绝望，日本帝国主义叫嚣的“三个月灭亡中国论”已在侵略中不攻自灭。进入抗战第二年，中国军民依然顽强抵抗。

　　这份1938年的《镇海报》，恰巧记录着这一年抗战中的一件大事—— “抗战建国”理论的形成。该报纸刊登了国民党高官对“理论”必行的分析。

　　3月29日—4月1日，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产生了两个重要结果：一个是改变国民党的领导体制，由委员制变为领袖制，实行“总裁制度”，强化党组织；另一个就是通过《抗战建国纲领》，“欲求抗战必胜，建国必成”。

　　这次大会，选举了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三个月之后，汪精卫在纪念淞沪会战演讲时提到了“抗战建国”的几点意见。三天后，《镇海报》转载了他的演讲词——《在抗战中建国》。文章写道：“在整整一年之中，全国在最高统帅领导之下，一面抗战、一面建国，因为惟有抗战，始能保障建国之进行，惟有建国，始能有望抗战之胜利……东部都是沿海，我们在短期内未能补充海军，要在那里战胜敌人，自然很困难。可知因此我们必须深入并在西部山川险阻之地、与敌人周旋，方可取得最后胜利，这在战略上是没有疑义的。我们的工业及金融等等则集中于沿海，所以就军事来谈，这些地方，固不适于持久战，而就经济观点来谈，失去这些地方，就是失去了军事上最主要资源，这种矛盾，大约稍有常识的人，没有不觉苦闷的……”后面，文章又列举了全国各地的人口密度、地方经济吸引力的强弱等。

　　“这篇文章所占版面相当大，可惜的是，残缺的报纸并不能让我们看到它的全部内容。因此，我们只能猜想，汪是想通过数据分析，告诉人们抗战建国的目的、条件和意义。这篇演讲词，当然是符合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的精神，但从汪‘战胜敌人，自然很困难’的言论可以看出他对日军的恐惧，侧面反映了他一贯的对日求和主张。就在这一年年底，汪发表了‘艳电’，公然赞成‘近卫三原则’(即所谓相互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一夜之间从‘抗战建国’分子成为‘投降卖国’分子。以后他越陷越深，并于1940年在南京成立‘汪伪国民政府’，公开成为卖国贼。”孙善根教授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