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2014年《十里红妆》赴美演出前合练、试演，今年赴澳大利亚、新西兰，一接到演出通知，已转向幕后的白鹏飞又出现在排练厅：“我得一点点往回捡，集体排练前先在跑步机上给自己加加码。”

　　主动加练，也是持续十几年的老习惯。尤其在当年排演《十里红妆》时，多少个蒙蒙亮的清晨，他与舞伴女一号程琳已开始绕着团部晨跑；多少个人去楼空的深夜，他们凝视着镜中的对方，仿佛听到了阿甬对越儿的誓言。

　　从27岁到34岁，白鹏飞为这段美不胜收的江南梦付出太多，以致记者开始提问时，他忍不住哽咽了。最严重的一次，由于搭档的小师妹没经验，他在台上做托举动作时，“突然感觉动不了了。”一下场，就倒在了侧幕边，用云南白药急救后坚持演完了全场。

　　散场后被送去医院拍片———腰椎骨折。白鹏飞急了，第二天还有演出呢。医生也急了：必须静养！可才躺了一天，他就戴着腰托出现在观众席上。

　　在市歌舞剧院，还流传着“三换媒婆”的故事。《十里红妆》中有5位舞台角色鲜明的媒婆，其中最高大、特色最鲜明的一位，是根据演员张紫童的特点量身定制的。由于长期演出，她膝盖积水，2012年忍痛离开了剧团。她演得太好了，谁都不敢往上顶。沙日娜找到了白鹏飞的女朋友许晨晨。面对这样一个需要极度外向并丑化自己的角色，性格内向的小许焦虑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于是，从排练厅到家里，说戏、教戏、切磋琢磨，白鹏飞在生活之外，又多了个舞台搭档。

　　2014年，宁波精品剧目展演前，沙日娜接到了张紫童的电话，“沙团，再给我个机会，这个角色让我对艺术开悟了，让我再演一次媒婆吧！”团里没有同意，演出当晚，她坐在台下，流着泪看完演出。

　　有时候，他们演戏，戏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因为投入，难以割舍。

　　梦 回

　　精彩转身，院团改革

　　转眼，一“梦”十年。《十里红妆》中那扇古色悠然的大宅门，在掌声和喝彩声中一次次开启闭合。回望来时路，这出戏的成功更离不开文化体制改革中宁波市歌舞剧院的精彩转身。

　　宁波市演艺集团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童铭15年前转业到当时的歌舞团，她至今还记得，报到第一天，团长一句话浇了她个透心凉：“如果有路子，你还是趁早走吧。”当时的歌舞团，经费包干，政府每年拨付50万元，却要养活60多人。演出少，演员跑场走穴、人心涣散，每月拿到手的钱才三五百元，作为转业干部的童铭按标准月工资起码是2000元，却只发了800元。

　　2003年6月，机遇和挑战来敲门，宁波被列为我省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城市，歌舞团勇敢地选择了改制———组建宁波市歌舞团责任有限公司。2011年底，宁波又进一步推进改革，成立了市演艺集团，下设歌舞剧院、小百花越剧团、甬剧团3个有限公司。

　　文艺院团改革是文化体制改革中的一块“硬骨头”，不仅“角儿”难动，院团本身又习惯了以往的等、靠、要。

　　改制不是简单地换块牌子，在上级支持下，整个演艺集团大胆推行分配制度、人事制度、考核机制等改革。全团推行全员聘任制，打破身份管理、实现评聘分离；管理者收入和效益挂钩，演员收入和演出水平、场次挂钩，多劳多得，优劳优酬。

　　歌舞剧院还实行“半军事化”管理，不允许走穴，每天上午8时30分雷打不动点到、总结。去美国演出时，抵达宾馆已是凌晨3时多，次日一早，“眼睛比兔子还红”的他们就去排练。演出结束，又继续“红着眼”开总结会。时代广场就在边上，演出结束前，没有一个人跑去逛。

　　改革的同时，歌舞剧院早早地到市场上去“觅食”。一辆黑色的别克车，既是邹建红的流动办公室，也是他的临时卧室，两年跑了14万公里，从到处承接零散拼盘到承包整个项目，再到尝试创作主题晚会，陆续策划了中国国际沙雕节、广交会开幕式、中国海洋文化节等大型文艺晚会。他随身携带的公文包里，是歌舞剧院提供的具有针对性的个性化策划书，也是打动人心的“撒手锏”。

　　走市场，让宁波市歌舞剧院不仅解决了生存问题，而且积累了实力和自信。

　　但邹建红却一直不开心。创作《十里红妆》前，团里年收入已有1000多万元，银行里还有400多万元存款，可当时有人说，歌舞团就只会赚钱、发钱，“这样的团要不要办？”“这就是文化体制改革的成果？”这些话深深地刺激了他。改革解决了生存问题，但只是第一步，创作出观众喜爱、市场欢迎的优秀文艺精品才是目的，才能证明改革的成功。他和团里同志商量，银行里的钱不发了，拿出来搞创作、排戏，就是要搞出一出舞台精品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