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崇良、傅信娣老人:甘苦长相守 家风代代传

於家在2009年8月拍摄的全家福。

图为傅信娣、於崇良、於贤德(从左至右)近照。

北仑新闻网讯（记者 龚雯雯 实习生 张欢）1944年十月初八，从横河於家搬到算山村邱家马头墙的一户普通人家，一对年轻男女走进了婚姻的殿堂。在那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婚礼没有铺张奢华的喜宴，更谈不上富丽的嫁妆和豪华的新房，只有屋内那一对点燃的红蜡烛伴着窗口的喜字窗花，昭示着这是一个好日子。

时间过去70余年，当年的这对年轻人已然白发苍苍、儿孙满堂。当午后的阳光下，他们相靠坐在沙发前，向记者回忆起这相携度过的几十载光阴，那些关于生活的酸甜苦辣，仿佛再一次重演着。

携手同甘共苦70多年

“我们结婚那年代，婚前不要说像今天这样谈恋爱，连面都没有见过。但这么多年，同甘共苦，真的是谁也离不开谁了。”於崇良老人握着老伴傅信娣的手感慨万千。出生于1923年的於崇良今年已92岁高龄，目前除了看东西有些吃力，身体还算康健。傅信娣比他小4岁，今年也已88岁，老人家很健谈，讲话时脸上始终带着微笑，看得出是个爽快乐观的人。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算山村民们多以务农为主业，经济条件大都不是很好。为了改善生活，当时有不少人都选择了外出打工，其中又以去隔海相望的大上海居多。

事实上，早在1941年结婚前，於崇良就跟着父亲加入了打工大军，在上海一家工厂里学钳工，谁知战争爆发，法国老板关了厂子回国去了，正在当学徒的於崇良只好跟着父亲学做木匠。婚后没多久，顾不上享受新婚的快乐，简单收拾了行囊，他又奔赴上海。战争年代，他多次失业，回乡务农当过雇工。解放后才又回到上海工作，一直干到了退休才回家。那会儿，宁波来往上海多是轮船，一艘船上像於崇良这样的年轻人不在少数，轮船起锚开航，江涛翻滚，大家挤在狭窄的船舱内，挥着手向岸上的亲人告别。

“那时候，基本上一年也就春节回家一次，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一年回来两次。”於崇良说，刚到上海那几年，为了维持生计，大家都是拼了命地干活，谁都不敢偷懒。好不容易月底发了钱，也不舍得用，一股脑儿都寄回家。

图为於崇良1965年获得的上海市五好职工奖章。

因为性格本分，干活认真，於崇良在厂里的口碑一直挺不错，加上他又勤奋好学，解放后被一家模具厂挑去做了木模工。从普通的木匠改做木模，需要学习新的知识和新的技术。於崇良虽然只有小学六年级的文化，但他坚持刻苦学习，认真学习制图、木模等相关知识，尽管40多岁，他还是以再当小学生的精神，坚持上职工夜校学习。功夫不负有心人，几年的学习使他在木模制作的技术上有了很大的提高，能够胜任厂里各种木模制作的任务，后来还培养了6个徒弟。这样的好学之风后来在他几个儿子身上也得到了传承。於崇良家中，至今还保存着1965年上海市人民委员会颁发的一枚“五好职工”的奖章。

丈夫出门打工，家里的活自然而然都落在了妻子身上。从18岁嫁到於家，傅信娣养育了4个儿子。从家里的缝缝补补、洗洗涮涮，傅信娣几乎扛起了整个家。虽然当时上海的工资普遍要比北仑本地高一些，但上有老，下有小，家里的日子过得也并不富足。傅信娣告诉记者，当时她满脑子想的都是怎样把一块钱揉碎了掰成两块钱花，尤其是刚结婚那几年，很多操持家务的技巧不懂，需要从头开始学，不过她心里有一个念头，必须要争气，一定要把自家的日子给过好了。

在和婆婆相处的几十年里，傅信娣也是远近闻名的好媳妇，婆媳两人从来没有红过一次脸。直到婆婆去世，她都是在身旁伺候。有什么好吃的，她首先想到的是婆婆，每次於崇良从上海回来，她唯一嘱咐的事情就是不要忘记给婆婆带东西。傅信娣说，婆婆没有女儿，她这个儿媳妇就是她女儿了。

1953年，当时的永丰乡人民政府要评一个先进家庭，树立典型。乡政府工作人员分几路到底下几个村来暗访，当问到傅信娣当时居住的算山村时，村里邻舍一致推荐了他们家。“我婆婆看到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员走进家里，还以为出了什么大事，吓了一大跳。”傅信娣笑着说道。那次评选，整个永丰乡一共推荐了好几户家庭，但最后只有傅信娣家被评上。

教育孩子踏实好学

“望子成龙”大概是每个父母对孩子的殷切期望，但能够教育好孩子，并“让人成龙”并非是每个家长都能够做到的。在不少左邻右舍眼中，於崇良、傅信娣夫妇就是能够“让人成龙”的家长。

老於家的几个孩子都很争气，老大於贻伟小学毕业后考入宁波五中读书，1981年由于车祸意外去世，生前是宁波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里的骨干；老二於贤德从小就勤奋好学，1977年毕业于浙江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留校工作六年后考取中山大学文艺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后来还获得武汉大学哲学专业的博士学位，退休前先后在浙江师范大学、浙江大学、汕头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浙江万里学院等高校任教；老三於诒丰是一名出色的会计，退休后又被企业返聘，继续发挥专业特长；老四於贤登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大学生，当年考上了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退休前在浙江财经大学任教。

“对我们来说，最好的家庭教育就是父母的言传身教。”於贤德告诉记者，虽然父母亲的文化程度都不高，父亲只上过六年小学，母亲也只读了四年书，但父母都是爱学习的人，特别是父亲，在上海这些年，除了上夜校主动学习，还一直坚持练毛笔字，母亲直到现在也每天坚持读书看报，这样的家庭氛围也深深地影响了他们几兄弟的读书成长。

他向记者回忆说，那会儿父亲在上海工作，常常会往家里寄东西，寄的最多的就是书了，哪怕等到他后来上了大学，父亲的这一习惯也没有改变，他现在的书柜里还保留着父亲当时从上海寄的各种书籍。印象中，读小学的时候，有一次父亲听说学校正在学写毛笔字，自己省吃俭用还特意给他们寄了湖笔和《唐颜鲁公多宝塔碑》字帖。

1969年，全国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於贤德被分配去了算山一队插队。在两年半的支农时光里，父母也成了於贤德最大的后盾。“其实那时下乡支农，很多年轻人都是不愿意去的，因为下乡意味着户口要划下去，意味着可能一辈子都要呆在农村了。”於贤德说，但父母却坚持让他下乡，并鼓励他，无论在哪个地方，都要踏实肯干，要不断地学习，“后来每天除了上下工，我一直坚持学习，坚持写作，甚至连很少用的英语都没有丢，几年后，小弟弟又加入了支农插队的行列，同样记住了父母的教诲，坚持劳动，坚持学习。”

图为傅信娣1981年获得的省级“好家长”称号奖状。

在於崇良夫妇现住的家中，挂在墙上的一幅奖状引起了记者的好奇。那是1981年在全省文明家庭活动评选中，浙江省总工会、共青团浙江省委、浙江省妇联、经济生活报联合授予傅信娣的省级“好家长”的光荣称号。“那个年代，所有的家长都还在忙于为生计奔波，不可能也没有能力像现在，可以每天辅导督促孩子读书，但父母给我们几兄弟营造的这个认真好学的家庭氛围，却是比这些辅导督促更重要。”於贤德感慨道。

如今，於家几兄弟也将这样良好的家庭教育氛围影响给了他们的孩子。在於家下一代中，几个孩子都在不同领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於贤德的女儿美国博士毕业后，现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当助理教授，於诒丰的女儿从银行职员做起，现是宁波一家信托理财公司的负责人，於贤登的女儿也在美国攻读了两个硕士学位，目前在西雅图从事物流工作。

一辈子与人为善，乐于助人

在於崇良夫妇家中，记者还看到一个绘画本，上面画的或是神态可掬的动物，或是形象逼真的水果，虽然绘画笔触略显简单，但却很是活灵活现。看到记者对这个画很感兴趣，傅信娣老人开心地一页页为记者介绍起来，原来这些都是她画的。

“前几年还可以，现在眼睛不行啦。”傅信娣笑着说，这些都是她画了送给周围的小孩子的，因为小孩子都很喜欢，她陆陆续续画了有十多本。

在於家几兄弟看来，母亲一辈子都是那样的热情友善，乐于助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村里有不少青壮年都和於崇良一样在外地打工，那时候没有电话，书信就成了他们与家里唯一的交流方式。傅信娣读过几年书，就一直义务为左邻右舍代写家书。“其实在我们看来，家书是很不好写的，因为写的都是人家家里的私事。”於贤德说，不过母亲的人缘很好，大家都很相信她，写完家书，母亲一般还会顺带套上信封、贴上邮票给帮着寄了出去。

上世纪六十年代，傅信娣又被推举成为了大碶镇第二居委会的义务调解员，这一干就是30多年。这么多年，她遇到需要调解的纠纷五花八门，有两夫妻闹离婚找她主持公道的，有涉及到老人赡养纠纷的，有邻舍隔壁话不投机起口角的，虽说也没有很大的矛盾，但需要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有时还会遭受误解，她也从来都是和颜悦色地对待。

三十多年，她到底调解了多少桩矛盾，恐怕连她自己都记不清了。“很多矛盾都是因为互相缺乏沟通造成的，大家坐下来把话说清楚，也就好了。”傅信娣笑着向记者说道。

在於贤德的记忆中，小时候家门前还常年晾着一桶白开水，好些年不曾中断。“我后来才知道，这些水都是给路过家门口，上山拾柴的人喝的。”於贤德说，那时家门口有几口水缸，拾柴的人下山路过口渴，经常会在那儿舀水喝，母亲怕他们喝生水闹肚子，就每天备一桶烧好的开水晾在那儿，“那时候大家生活都不容易，但只要邻舍有什么经济上的困难，母亲总是二话不说地给予帮助，有时候哪怕是路边遇上的陌生人，她都会帮。”

几十年来，在父母的影响下，於家几兄弟一直在各自的岗位上踏实工作，即使是现在都已退休，也坚持依靠自己的专业特长，继续发挥余热。多年来，兄弟间始终关系融洽，互帮互助。

於贤德告诉记者，两位老人经历了70多年的风风雨雨，一路走来，很不容易，他们只是普通的老百姓，没有先进的事迹，但一辈子与人为善，勤勤恳恳，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人，他们的言传身教也是给予几兄弟最大的精神财富。(文中配图均由孙红军拍摄或翻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