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隐蔽斗争
30多年后,王希明在上海三林乡遇到了父亲当年的上司———伪余姚保安团团长张妙根,揭开了父亲当年的战斗经历。
在王希明儿时的记忆里,这位叫妙根的张叔叔还常来看他,从乡下抓蛐蛐给他玩。婶婶去世前,突然说想吃上海特产三林皱油肉。几个小时后,张妙根就从街上端了碗回来。他后来才得知,张妙根当时也是穷得叮当响的,卖掉了家里洗脸用的铜盆换的钱。
上世纪70年代末,王希明在上海三林乡碰到张妙根。此时张妙根生活非常困难,王希明将口袋里仅有的20多斤粮票和20多元钱全部掏出来给了他。在那里,他回忆了自己同王培良共事的几年经历。“你父亲是我一辈子敬重的人。”张妙根说。
张妙根是上海三林乡人,父母开茶馆为生。张妙根小学毕业后参加地方保卫团,厮混于三教九流。此人甚讲江湖义气,1938年还组织过一支抗日武装,同王陪良参加的抗日游击队有过联系。
后来在一次对日作战中,张妙根的抗日武装被日军包围,损失惨重,张妙根被擒后为日军所用,后从上海到了余姚,出任伪余姚县保安团团长。
而此时的王培良,依然在上海从事抗日斗争。
1941年,党决定开辟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考虑到余姚地区的敌伪军工作和情报工作对整个浙东的意义重大,党决定派有经验的党员隐蔽在敌人内部,把伪军改造为抗日力量,配合党的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
当时的伪余姚县保安团团长正是张妙根,是王培良的同乡,他们以前曾有过交往。就这样,王培良顺利打入敌人内部,负责搜集情报,组织策反工作。
王培良到余姚后,很快得到张妙根的重用,担任了姚保的副团长。在他的影响下,张妙根的民族意识和抗日激情被激发,给王培良的工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利用这种关系,王培良帮助一名党员同志打入日本特务机关联络部当密探,另一位同志当了日军的翻译官,还有好几位同志到“姚保”任职,加强了对“姚保”的控制。
1943年冬,由蔡葵率领的自卫大队与日军遭遇,战斗激烈,弹药用尽,蔡葵受伤被俘,关押在日军宪兵队。王培良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在张妙根的配合下,让蔡葵得以治疗,并将其成功营救。
在此期间,敌伪军情况,日寇扫荡动向等情报,通过王培良源源不断地传到根据地,为抗战提供了情报保证。
此外,王培良还为根据地购买了许多禁运物资,如布匹、药品、纸张等。浙东游击纵队迫切需要钢材,在“姚保”团部,王培良在日伪眼皮底下搞来铁路钢轨,锯断后再送到根据地。
那时候,王培良在余姚的家实际上成了党的联络站,许多地下党同志在他家来往,或住在他家。时间一长,王培良的真实身份有所暴露,被铁杆汉奸、敌伪县长劳乃心盯上了。
劳乃心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上世纪30年代初回国,曾任浙江省建设厅技士,属亲日派。
1937年12月杭州沦陷,劳乃心回余姚老家。余姚沦陷后,本来就亲日的劳乃心认为时机已到,投降日寇,先后出任维持会长,伪余姚县长。
抗日部队曾多次写信警告劳乃心:不要执迷不悟,与人民为敌,为日寇卖命,给自己留条生路。但劳乃心不听警告,反而变本加厉,欺压百姓,破坏抗日地下组织,杀害革命同志。
1944年下半年,随着德国法西斯临近灭亡,日本鬼子也惶惶不安,劳乃心却垂死挣扎。党决定铲除这个铁杆汉奸,指派王培良去执行这个任务。
王培良携带一枚英制烈性手榴弹,乘人不备将其挂在劳乃心经常出入的书房门把手上。可是这一天,劳乃心却从另一道门走进书房,结果发现了门上的手榴弹,大为震惊。虽没有确凿的证据,但劳乃心已认定这是王培良所为,于是决定先下手为强。
1945年5月1日,王培良接通知赴临山开会,商讨“姚保”起义事项。早已起了疑心的劳乃心,暗中布置便衣侦缉队,中途设下埋伏。当王培良的脚划船到太平桥时,便衣队喝令停船检查,王培良与勤务员谢海忠上岸交涉,便衣队立即开枪,把王培良杀害,谢海忠也未免于难。
这一年,王培良34岁。
东南商报记者 樊卓婧 程鑫/文 王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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