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美星:谈古说今论鄞“义”

　　在孔子以前，义的观念早已出现和存在。《尚书》中，“义”就被大量使用，至春秋时期，“义”已被充分重视。中国历史进入到唐朝以后，在民族大迁移、大融合的背景之下，一大批饱读诗书的知识分子因为做官、避乱、商游等原因，越来越多的移民迁居至鄞县，并主动选择和适应新的环境，融入当地社会中。这些文化和社会精英自觉的以儒家伦理为导向，积德行善，造福乡里，赢得了乡邻的敬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义”文化。当然，鄞地的“义”文化并不只受儒学一家影响，随着时代的发展，诸如佛教、道教在鄞地的影响也不可小嘘，但归根结底，儒道佛三家最终汇通为一，崇义是共同的特征。概括而言，鄞地之“义”表现出如下三个基本特征：

　　第一、义利并重

　　儒学发展到宋代进入鼎盛时期，儒家“重义轻利”的传统，对浙东学派所提出的“义利并重”的事功之学提出了严厉的批判，从而引发了激烈的“义利之辨”大讨论。浙东的“四明学派”,例如袁燮强调政治上务实的重要，并不讳言功利而讲求事功，他认为作为一个“儒者”必须具有“必欲成大有为之事业”的远大志向，积极参与实际。又如沈焕，他重“仁义道德”但并不排斥事功，他主张从实事的功效上评价人才，批评“朝廷之上，不言功名之大小，则向官爵之崇卑，利禄之厚薄，此何等风俗哉。”因此，鄞地之“义”首先表现出义利并重的特征。

　　第二、信义与善义相辅相成

　　鄞人讲信义，尤其是宁波帮商人信奉“诚招天下客，义聚八方财”，在其经营理念中，还透露出明显的团结互助精神，表现为重视乡谊，同舟共济的特征，在全国各地设有同乡会，沈焕曾说：“吾乡义风素著，相赒相恤，不待甚富者能之。”宋代以后，更是义风大兴，扶贫恤穷、养老慈幼、济婚治丧、施医舍药以及兴修水利、赈济饥荒、捐资助学等慈善公益活动广泛开展，义举层出不穷，善人前后踵继，以致南宋时有‘义郡’之美誉。”

　　第三、侠义与忠义相结融合

　　鄞县特殊的地理人文形成了相互救助的伦理观念和行侠仗义的风气，这种风气经读书人的推崇与提升，自觉的与儒家的忠义之气相结合。全祖望曾说：“鄞士尚忠义。”明清以来，讲忠义，尚节气的鄞人中又出现了一大批忠义之士，鄞地的抗清志士辈出，全祖望曾不无自豪的说：“自明之季，吾乡号称节义之区，其可指而数者四十余人”。因此，宁波知府戴新说：“窃唯四明士于海内称重，不宁是节气、文章两掺其胜，乃濒海士多以儒素世其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