鄞地以慈善精神为表征之“义风”所蕴藉是恰是整体性的伦理精神，这个“义”不是狭义的“五常”之一“常”的“义”，也不只是某个学派某位思想家(如孟子)的核心伦理概念，更不仅仅是价值排序中的某个核心因素。“义郡”之“义”是中国传统社会“德治”“礼治”思想的重要体现，通过这种“义”的精神外化为慈善等行动，实现了道德品质和道德行为的高度结合，体现着中国传统伦理精神的实践智慧。
鄞地“义风”甚炽，素有“义郡”之称。然而，在我的理解中，这里的“义”绝不是简单“义气”或“仗义”，而包涵极为深刻的“义理”。一方面，在社会交往中，“重义”、“仗义”客观地促进了慈善活动的发展，形成了慈善养义、义促慈善的良好实践机制。另一方面，这里的“义”实则是血缘、亲情、情理之中国核心伦理精神的生活化。北宋之时，鄞州慈善活动主要是以地缘、血缘为纽带的宗族慈善，而到了南宋，这种宗族慈善就逐渐发展成为突破了宗族狭隘范围的社会慈善。也正是这个阶段，鄞州“义”风逐兴。其实，熟谙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人都会知道，鄞州慈善的这种发展逻辑与传统中国社会“家国一体”、“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有着高度的一致性：在传统中国，“家”是“国”的原型与母体，“国”是“家”的扩充与放大，“国”的结构、治理原理是“家”的结构、治理原理的延伸。在鄞地慈善活动中，所体现的就家或宗族与社会的一体化与同构化，即“家”或宗族慈善精神外推为社会的“义”的精神。在这个意义上，鄞地“义风”兴盛还提供了一个极具启示的“义理”，即在古代中国，“义”不只是一种个人的“义气”或社会交往中的侠义疏财，它包涵了更为深刻的社会组织功能意义与社会治理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