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显明：“义乡”承载的传统治理资源的现代意义

　　建国后基层治理遵循的是一种国家政权的制度主义建构路径，这种路径蕴含着极强的自上而下的政治管控意图，由此也就形成了基层治理自上而下的行政性控制能力很强，而基于乡村社会内部力量实现自我管理的能力严重不足的局面。在市场化的改革进程中，随着社会成员利益实现方式和渠道的日益多样化，国家无法再凭借资源的垄断性配置直接支配个体的行为时，基层治理的一整套制度运行的成本就被不断推高，而治理绩效则不断下降。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我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当然要学习和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如何融合现代性制度与基层社会在长期的互动交往实践中形成的习俗性地方性知识，沟通现代公共规则与传统治理资源，既是增强治理成效的必然选择，也是培育民众参与公共治理的能力，增强公共理性精神必由之路。

　　悠久发达的慈善传统孕育了鄞县作为“义乡”的深厚文化积淀。慈善作为一种“义”的观念和行为，其意义不局限于行善，而是体现了一种乐于奉献的生活方式，一种诚信的社会行为准则，一种中国式公共生活传统和由此形成的有助于增进社会资本的社会关系网络，它为地方提供了丰富的地方治理资源，成为传统社会治理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系统地总结这种独特的治理模式的历史经验，挖掘民间社会所保留的以“义”、“诚”、“善”为价值核心的治理资源，对于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义”作为一种反映个体社会责任的价值系统，一种褒贬善恶的社会评价体系，对人的行为具有重要导引作用。“义”是传统中国得到广泛认同的核心价值，传递的是一种乐于奉献的社会正能量，催生的是一种信任合作的行为倾向，是提升社会治理绩效不可缺少的文化软实力。

　　其次，“义”作为社会成员共同认可的行为规则，反映了鄞县传统慈善事业乃至公共事务治理一种官民合作的传统，正是这种合作机制，使慈善事业得到有效运作，既超越了单纯的民间慈善在规模上的局限，也有效防范了单纯官府慈善所隐含的诚信风险。这种合作机制对于今天健全政府主导的社会多元主体的合作治理体系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再次，“义”作为一种社会习俗，构建和维系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网络，有效地增进了社会的信任合作机制，是传统社会治理赖以运行的重要社会资本。今天培育这种基于信任合作的社会关系网络，对于引导公众走出封闭的自我世界，成为有社会责任感和社会治理参与能力的现代公民，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弘扬“义乡”的诚信文化和慈善传统，引导公众广泛参与公益事业和社区公共事务治理，既有助于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的成效，也有助于缓解政治参与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