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海籍大翻译家草婴去世 《复活》《战争与和平》都是他翻译的

据草婴夫人盛天民消息，翻译家草婴先生于2015年10月24日18点02分在上海华东医院因病去世， 享年93岁。

　　中国著名翻译家草婴，宁波镇海骆驼桥人，与俄国文学结缘七十载。

　　从上世纪四十年代起，草婴先后为《时代》杂志、《苏联文艺》杂志及《时代日报》译稿，1960年担任《辞海》编委兼外国文学学科主编。

　　1978年至1998年，以每天千字的速度，系统翻译了列夫·托尔斯泰的全部小说作品，包括三部长篇、六十多部中短篇和自传体小说，总字数逾400万字。

　　1987年，在莫斯科举行的世界文学翻译大会上，草婴被授予俄罗斯文学的最高奖———高尔基文学奖，成为迄今为止获得该奖项惟一的中国人。后又被中国翻译家协会授予终身成就奖。

　　在上海三联书店去年推出的“大文豪经典之作”中，草婴翻译的托翁三大代表作《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以“国内最权威译本”之名入选。

　　去年，也是这个季节，甬派客户端记者林旻赴上海，专访了草婴夫人盛天民，并到医院探望了当时已住院六年的草婴先生。

　　以下是刊发在2014年10月15日《东南商报》上的专访全文，以此纪念这位从宁波走出去的大翻译家草婴先生。

　　愿先生安息！

(草婴夫妇。2005年拍摄于家中。)

　　出身名门，盛氏后人承接家族“盛世”

　　9月12日下午(2014年)，和草婴夫人盛天民约好在上海岳阳路的家中见面。

　　1937年底，草婴的父亲盛济舲带着全家从宁波逃难到上海，先投奔了法租界的亲戚家，而后在复兴中路买了一栋三层洋房。在近八十年的时间里，周遭的一切不断变迁，草婴也不停搬家，但生活圈始终没有离开过这一带。

　　在一栋老式洋房的二楼，盛天民老人已经准备好茶点在等待我们。这里曾是草婴的书房和会客室，托尔斯泰的大部分小说，都是在这里被翻译成中文的。“一家人都知道，如果草婴在这里翻译，是一定不能进来打扰他的。”

　　除了家人，大概很少有人知道草婴还有另一个名字。1923年3月24日，镇海骆驼桥盛家添了一个男孩。家里给这个孩子取名为盛峻峰，寄托着全家对他的期望。只是后来，世人只记住了他的笔名：草婴。

　　关于镇海盛氏的繁华往事，盛天民都是听草婴说起的。“1992年，我跟着草婴第一次回宁波，我们回到了骆驼桥的老家，占地四五千平方米的盛家祖屋已经是职工宿舍了。草婴当时指着房梁跟我讲，你看这个梁已经一百多年了，质量还是特别好。当年祖宗为了要造这个房子，特地开了一个木行。”除此之外，在二十世纪初的骆驼桥，当地最高的房子也属于盛家，“草婴的祖母赵氏是宁波市里的大家闺秀，要嫁到盛家来，盛家就盖了一栋三层高的洋房。听草婴讲，这个祖母是非常能干的。”

　　1838年，草婴的高祖父盛植琯创办了“盛滋记酿造园”，曾在1915年和张小泉剪刀、贵州茅台酒一起参加了巴拿马博览会。“盛滋记”在盛家人手里代代相传，生产的酱油、米醋、老酒曾经风靡浙东地区，仅直营店就有17家。1957年秋天，“盛滋记”公私合营，两年后变成了一家地方国营企业，厂房、工厂占地100多亩。1998年，被宁波市和平注射器厂以180万元买断，从此，这家具有百年历史的企业在宁波消失了。

　　在镇海档案馆收藏的《慈镇盛氏七修宗谱》中有载，盛氏先祖从江苏迁徙而来。初步统计，自清代康熙朝以来，盛氏族人中读书做官的共有408人，有大小官衔职称的197人，其中举人13人、进士4人，当过知县的有5人，知府2人，企业家、实业家不计其数。上海工商业界领袖盛丕华，论辈分的话，是草婴的表哥。

(1989年10月27日摄于书房。)

　　捐款抗日，小小少年名扬宁波城

　　父亲盛济舲是草婴生命中至关重要的引路人。盛济舲早年留学日本，因为患了肺结核不得不中断学业回国。而后去同济医学院学习西医。毕业后，盛济舲回到宁波，出任宁波铁路医院院长。“听草婴讲，读小学的时候一到休息日，他们兄弟姊妹几个就跟着父亲下乡行医，给穷人治病。”父亲倡导的“学医救国”和人道主义精神对草婴影响至深。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千里之外的宁波举行了大规模的募捐活动。当年10月21日的《时事公报》上刊登了一则新闻，以《小学生盛峻峰独捐30金》为题做了大幅报道。这笔钱在当时可以买100斤猪肉或150斤麻油，也是一个大学生一年的学杂费。这是草婴第一次“登报”。盛济舲以独特的教育方式，让“爱国”两个字铭刻在儿子心里。

　　见多识广、为人慷慨的盛济舲在族人中颇有威信。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草婴的祖母赵氏去世，在盛济舲的主持下，把盛家除了“盛滋记”厂房之外的全部流动资金分给了大家。“草婴的父亲打破旧时传统，盛家几个兄弟姐妹皆有分得，要做到这样很不容易。”之后，盛济舲在甬江边买了五亩土地，造了一栋西式洋房，一家人搬到了宁波市区生活。盛天民还记得草婴说过，“盛家花园洋房”在当时颇有名气，家具全部从上海购置，草婴兄弟常常在沿江的小路上骑自行车。

　　但好景不长。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盛济舲迫不得已带着全家老小从宁波逃到上海，在租界避难。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盛济舲将盛家花园洋房捐给了旁边的甬江女子中学。“捐之前父亲问草婴，老家还有什么东西想要的？帮他拿到上海来。草婴说只要一个书橱。”盛天民转过身，指向书房角落里一个对开门的红木雕花书橱。虽然年代久远，书橱上的葫芦型拉手一尘不染，透过玻璃，可以看到柜子里密密麻麻的“托尔斯泰”，异常珍贵的俄文原版全集。

　　18岁走上翻译之路，世上有了译者“草婴”

　　对于自己从事翻译工作的目的，草婴在《我与翻译俄罗斯文学———翻译生涯六十年》中有过这样的阐述：“我学习俄语并从事翻译，主要是出于对祖国、对人民、对正义事业的一股热情。我的青少年时期正逢日本军国主义蹂躏我们的国土，接着希特勒入侵苏联，我国人民在战争中生灵涂炭，苏联人民也遭到类似的浩劫。这两种侵略本质上是一样的，那就是法西斯主义对人类犯下的滔天罪行。所以，我从事翻译主要是参加反法西斯战争，其次是通过学俄语培养对俄罗斯文学的爱好，想为中国读者介绍些优秀的俄苏文学作品。”

　　可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末的上海，想学俄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大学里只有英文课。草婴在报纸上看到俄侨刊登的招收学生启事，就自己找上门去，一个来自俄罗斯的家庭妇女成为了他的俄语启蒙老师。

　　盛天民说，草婴的零用钱是每月5元，在当时已经不少了。因为不想让家里知道学习俄语的事情，他决定自己承担学费，每小时1元银洋，一个月学4次。但比起学费，更难的是俄语教材的稀缺，当时唯一供外国人学俄语的教材是哈尔滨出版社出版的《俄文津梁》，并且只在一家俄侨开的书店里有卖。

　　在经历了磕磕绊绊的俄语启蒙教育之后，1939年，草婴幸运地遇到了自己从事俄文翻译的领路人———著名翻译家、《时代》周刊主编姜椿芳。他也是中共上海地下党文委的领导人。他和苏联塔斯社商量以苏商名义，成立时代出版社，为反法西斯做宣传。姜椿芳找到盛峻峰，希望他做一点翻译工作。1941年，草婴开始翻译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通讯报道，后翻译文艺作品。1941年时代社创办《苏联文艺》。普拉东诺夫的短篇小说《老人》在《苏联文艺》第二期上发表，译者“草婴”的名字就这样诞生了。

　　胸椎骨压断了，但做人的脊梁骨没断

　　说话间，盛天民起身从书柜里找了一本小书给我，是苏联作家尼古拉耶娃的小说《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因为小说关心人民疾苦，反对官僚主义，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提出，全国青年团员都要向小说主人公娜斯佳学习。该书印数超三百万册。后来草婴又受到“解冻文学”影响，翻译了肖洛霍夫的大量作品。没想到在文革中，“四人帮”将肖洛霍夫定性为“苏联修正主义文艺鼻祖”，草婴也因此受到迫害。“我们俩都被关了起来，还关在不同的地方，不能见面。全家5个人被迫分散在5个地方。家被抄了4次，几卡车的物品被运走了。”直到平反后，部分幸存的俄文原著才被送回。

　　外表书卷气十足的草婴在盛天民眼中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人。“1975年草婴被迫劳动，在背水泥时压断了胸椎，他没有资格住院治疗，医生叫他回家躺在木板上，让腰骨自然愈合。他就那样躺了一年，稍微动一动都痛得钻心，但他挺过来了。他碰到事情很冷静，会用自己的头脑分析，不趋炎附势。”十年浩劫令草婴的身心屡次受到伤害，两度和死神擦肩而过，而且浪费了十年的工作时间。“草婴说过，知识分子要有五样东西：良心、头脑、眼光、脊梁、胆识。自己胸椎骨压断了，但做人的脊梁骨没断。”

　　1985年，62岁的草婴第一次去俄罗斯访问，面对他带来的一大摞译本，俄罗斯人震惊了。在那次友好访问的最后，草婴提出他还想去参观托尔斯泰的故居。“他回来之后告诉我，在托尔斯泰的故居深受感动。出身贵族之家的托尔斯泰，拥有一个占地5700亩的大庄园，死后却连一块墓碑都没有，他的朴素和低调深深打动了草婴。”在草婴心目中，托尔斯泰就是爱和善的化身，他用一生的作品向人宣示博爱、自由和人道主义精神。很多年以前，在老家宁波行医送药的父亲身上，草婴也强烈地感知过这种情怀。因此，他选择用一生的时间翻译托尔斯泰和肖洛霍夫等人的作品，以此宣扬人道主义精神。

　　他要像小草一样，为世界留下一片绿意

　　在草婴家会客室的茶几上，有一块醒目的玻璃水晶砖。25斤重，来自威尼斯。身在美国的著名独立艺术家盛姗姗，是草婴夫妇最引以为傲的“作品”。2009年，盛姗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荐为威尼斯双年展创作《开放的长城》，作品由2200多块玻璃砖组成，对应中国长城存世的2200多年。是迄今为止威尼斯双年展最大的参展作品。

　　说起儿女，盛天民很欣慰，“草婴对子女非常严格，如犯错误，要严格批评。对他们自己喜欢的事情，父母不干涉，尽可能地支持。”1982年，盛姗姗获得了美国蒙荷利·约克学院的全额奖学金，草婴用翻译《安娜·卡列尼娜》的全部稿费2000元，给女儿换了一张去美国的机票。

　　“文革”结束后，上海市委宣传部的领导希望请草婴出任上海译文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被草婴婉拒了。“他说不要做官，做官就没有时间翻译了。”不要编制、不要职称、不拿工资，盛天民笑说草婴做了一辈子的“自由职业者”，始终靠稿费过活。“他时常说做人不能浪费时间，生命太有限了，要多翻译一些东西。他要像小草一样，为这个世界留下一片绿意。”

　　说起托尔斯泰，盛天民还想起了一件小事。2010年，世博会在上海举行，同时举行了国际博物馆馆长会议，托尔斯泰故居和肖洛霍夫故居的馆长也到上海参加会议。当时正在住院的草婴，因为女儿盛姗姗，和托尔斯泰有了一次穿越时空的“偶遇”。“两个馆的馆长分别是托尔斯泰的曾孙和肖洛霍夫的孙子。在会议的最后一天，姗姗在国际会议中心找到了他们，他们很激动，说感谢草婴，才让这么多中国读者看到了俄罗斯文学。”那晚，盛天民也同行，并转交了草婴的礼物———一个刻着托尔斯泰头像的紫砂壶，一面有草婴题字“自由、博爱”，现在被存放在俄罗斯的托尔斯泰故居里。

　　与其留一块墓碑，不如建一个书房

　　“文革”后，草婴花了二十多年时间，翻译了400多万字的列夫·托尔斯泰全部小说，以及肖洛霍夫、莱蒙托夫等人的作品。“《安娜·卡列尼娜》是他最喜欢的作品，4卷《战争与和平》他翻译了整整6年。先读一遍原文，然后再读一遍，同时将其中的生字划出来。读完才开始动手翻译。小说里常常会出现俄国当地的一些表达，涉及俄国的政治、哲学、经济、风俗等很多方面，必须要把原文吃透，再用符合中国读者阅读习惯的方式表达出来。”

　　1987年，苏联作家协会授予草婴“高尔基文学奖”，颁奖辞中有这样一句话：“(草婴)这两个汉字表现出难以估计的艰苦劳动、文化上的天赋以及对俄罗斯心灵的深刻理解。”

　　草婴住院期间，对着家里满屋子的珍贵书籍，盛天民萌生了一个想法：设立一个“草婴书房”，将这批原版书籍和草婴的全部译作与大众共享。她说，不少俄文原版书是草婴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上海的外文书店分批购得的。“我知道，找一块墓地，并不是草婴所希望的。所以与其留一块墓碑，不如建一个书房。我和草婴相知相伴70年了，我知道他绝不会舍不得的。他以前常说，书是要用的，现在他自己不能用了，我们就让别人来用吧。”

　　另外，是要出一套“草婴译著文集”，共计20卷。这个愿望已经和上海文艺出版社达成了意向。如果作品全集能够付梓出版，她将代表草婴捐出全部稿费作为首批基金，设立一个“草婴外国文学基金”，资助那些有志于翻译事业却生活窘困的学生和年轻人。而基金的另一位捐助者，就是他们的小女儿盛姗姗。

　　盛天民也知道，凭一己之力难以达成，需要场地和资金，她十分希望这个想法能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让草婴一直主张的人文精神传承下去，让外国文学的翻译事业后继有人。

　　采访手记

　　他以沉默的方式，存活在属于自己的世界里

　　采访的最后，盛天民带我去了复兴中路的思南公馆和华东医院的草婴病房。

　　1938年，草婴的父亲在复兴公园附近买下了一栋三层高的洋楼。盛天民是地道的上海人，中学时就结识了已经上高三的进步青年草婴。即使年代久远，房子也已经改建过，盛天民依然熟门熟路，“一楼是会客室和餐厅，外面有一个小花园。他父母和弟弟住在二楼，草婴住在三楼。三楼最宽敞，草婴的一些同学常常来聚会，讨论读书心得、交换进步书籍。”结婚以后，草婴夫妇就和父母分开居住。文革中，复兴中路的父母家被迫搬迁了。

　　漫长的相处给盛天民留下很多美好的回忆。“酸牛奶这种食品，就是俄罗斯人带到上海来的。”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很多俄国贵族逃亡到了中国，通过最近的西伯利亚先到哈尔滨住下来，还有一些白俄的精英逃到上海，他们在租界里开了很多餐馆。“草婴当时有很多俄国朋友，谈恋爱的时候我们一起去俄国餐厅吃饭，第一次吃到酸奶，觉得太难吃了。还有罗宋汤，对，罗宋就是Russian，也是俄罗斯人带来的。”

　　从复兴路去华东医院很近，草婴住院六年，盛天民几乎每天都去。“开始我们还接他出来吃饭，他很喜欢。”盛天民说草婴是“外国口味”，喜欢吃西餐。只是后来草婴的精力越来越差，就很少出来了，盛天民每天按时送饭去医院。再后来，换了流质食物。“他什么都知道，跟他说话他会盯着你看，打针痛他会皱眉，就是没有精力再说话了。”

　　十七楼病区的晚饭时间，护工们在水房清洗餐具的响声和病房里低沉的电视声此起彼伏，浓郁的生活气息差点让人忘记这是一个随时上演生老病死的人生重地。草婴躺在一尘不染的病床上，平静得像个婴儿。盛天民像往常一样摸了摸他的额头，微微提高了音量，“草婴，老家宁波的记者来看你啦。”草婴睁开眼睛，先看了盛天民，又看了看我，微微一笑，然后又闭上眼睛。一如他热衷一生的翻译，存活在属于自己的世界里，沉默着。

　　新闻链接

　　百年前，盛家酱油和贵州茅台

　　一起赴美参加国际博览会

　　1915年，为了庆祝巴拿马运河开通，在美国旧金山举办了长达9个月的“巴拿马——太平洋国际博览会”。民国大总统袁世凯拍板，中国第一次以政府名义参与其中。当时以农商部长陈琪为代表的40人代表团带着4000余件重达2000多吨的展品从上海前往旧金山，有190万参观者走进耗资9万元兴建的中国馆陈列馆。而镇海盛滋记酿造的酱油就是展品之一。

　　据盛天民回忆，1992年他们回老家的时候盛滋记酿造厂还在，厂房的空地里有不少大缸，一起去的小女儿盛姗姗是第一次看到这些东西，觉得很好玩。“盛滋记最早是官酱园，在浙东一带颇有名气。在宁波当地就有17家直营店。”在《镇海县志》的“工业”一栏中有过这样匆匆一笔：“1838年在骆驼桥开创盛滋记酱园。”

　　“既然你们是做商报，有一件事可以写。明年世博会要在意大利米兰开，正好是巴拿马博览会一百年纪念，到时中国会有三个展馆，其中之一是中国企业馆，凡是在1915年巴拿马博览会上得过奖的、参展过的商家，都可以去参与，当年宁波也送了不少展品，快把它们都找回来。”历经一个世纪，当年一起参展的贵州茅台酒、张小泉剪刀等产品的名气越来越响，盛滋记却已经不知所踪。

　　参加巴拿马博览会之后，盛滋记美名远播。

　　“盛滋记过去在浙江是一个名牌，老一辈的人都知道，要吃盛滋记的酱油、老酒、腐乳，最好能继承下来再发扬一下。我到国外去，要用到中国调料，用的都是李锦记，为什么我们宁波的盛滋记不能打到国际市场去？现在民族品牌在逐渐消失，通过明年米兰的博览会，希望可以让大家认识到更多的民族品牌。”盛天民说。

　　(部分资料来自草婴传记《译笔求道路漫漫》，感谢方之冈先生对本文的帮助。图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