霞浦籍抗战老兵周东葵受邀参加天安门阅兵

图为刚刚参加完阅兵式观礼的周东葵。(本人提供)

图为周东葵在家中的近照。(记者匡野摄)

图为周东葵四枚勋章和受邀参加抗战70周年阅兵式观礼请柬。(记者匡野摄)

北仑新闻网讯（记者 匡野）自9月3日从“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仪式观礼台下来，周东葵的心情难以平静。1922年出生于霞浦陈华的周东葵，16岁便加入中国共产党，17岁加入皖南新四军，先后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这次他受邀前往北京天安门前观礼。他9月19日在北京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阅兵式上，他不仅看到了祖国的强大，更从这场阅兵式上切身感受到“铭记历史，珍爱和平”的主题氛围。

七八岁跟随全家去上海念书，中途两次回北仑。在上海与北仑两地，目睹了家乡的破败及洋人的欺辱

刚过93周岁的周东葵，脸上布满皱纹，头上的白发显示着岁月的沧桑，老兵虽迟暮，但豪气未减。他是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训练部原部长、军级干部，先后获得朝鲜国旗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独立功勋荣誉章等荣誉。离休后，周东葵一直居住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北京丰台第一干休所。

周东葵父亲曾在上海十六铺码头干活谋生。1930年左右，全家随父亲从霞浦搬到上海静安区。“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于1932年初又在上海不断寻衅挑起事端，“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为安全起见，周东葵父亲带着全家五口逃回北仑。

“那是第一次从上海回到北仑，为了不耽误学习，父亲又安排我在离家较近的九峰小学念书，一直念到四年级。”周东葵回忆说，那时候对家乡的印象很深，到处呈破败之象，饭都吃不饱，死猫到处都是。灾荒一来，土地就开裂，连一条好路也没有。每次上学、放学都要经过两座石桥，两边有栏杆，虽然不是很宽，但对当时来说，算得上是条大路了。

1933年，周东葵全家搬回到上海。原本以为一切恢复正常，可是没过多久，周东葵家中变故，他母亲因病去世。为了处理后事，周东葵又随家人重返北仑。“抗日战争爆发前，相当于回了两次老家，但这次时间比较短暂，安葬好母亲后就回上海了。”周东葵说。

人生无常，但生活总还要继续，回到上海后，为了让周东葵继续上学，全家节衣缩食，生活越来越艰难。为了养活他和两个尚年幼的弟妹，他的父亲再次回到黄浦江十六铺码头干活。

“放学后，我经常跑到父亲江边干活的区域去玩，那里有许多和我们一样的穷苦人民，他们大多来自苏北，白天赤膊劳累，晚上睡在马路上，非常辛苦。那里属于法租界地段。痛心的是，经常看到洋人欺负中国劳工的场景。”周东葵回忆说，有一次，一辆黄包车朝我们奔来，车上的洋人一下车就把大家手头的防撞船垫拿走，之后说你弄丢了要罚款。还有一天晚上，劳工们都累了睡在马路上，当时法租界的越南巡捕竟拿来自来水喷头，朝着大伙喷水，不让睡那里。

“看到外国人肆意地欺负着中国人，幼小的心里感到很气愤。”周东葵说。“人的思想是在整个社会环境里形成的。”在采访过程中，这是周老将军提到最多的一句话，虽然自己当时只是一个少年，但心中已经燃起了想要救国救民的意识。

西安事变后参加学生大游行，抗日战争爆发后搬进法租界参加救国会活动，先加入上海市学生协会，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6年西安事变以后，上海到处举行学生大游行，年仅14岁的周东葵也参加了。“我们靠着法租界边缘游行，一边唱《义勇军进行曲》，一边有人放着鞭炮。”周东葵说，“到了卢沟桥事变后，气氛更加强烈，几乎全上海的华人商店都放着这首歌。”

“这期间经常有沈钧儒和马相伯、邹韬奋、陶行知等七君子参与的救国会的领导人到我们敬业中学开展活动，他们经常给我们讲一些进步的抗日理念、教唱抗日歌曲，我一般利用课余时间去参加。”周东葵说，“我们去学也不是偷偷的，愿意参加的参加，后来救国会七位领导人被抓。那个时候已经能感受到国民党和共产党两股抗战势力的存在。”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军为了占领中国的经济中心，迫使国民政府投降，于8月13日大举进攻上海。为了躲避战火，周东葵全家逃入法租界。周东葵原本所在敬业中学搬进法租界，由公立学校变成了私立南方中学。周东葵便在此就读初中。

“我们班的班长凑到了24块银元后就自己跑到延安去了，‘八·一三’事变没过几天就走了。只可惜那个时候自己太瘦弱，也没有钱，要不我也跟着他们去了。我们还在学校念书，可是念到后来发现，光死读书没用，日本军已经打过来了。自己感觉不行，就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当时的上海市学生协会。”周东葵说。

加入上海市学生协会后，周东葵经常看一些书、刊物和杂志，上一星期一节的救亡理论培训课，内容大多为持久战、统一战线、青年前途等，有时还会与同学们一起就当时美国记者斯诺写的《西行漫记》讨论发表意见。

“原来还有那么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地方和一支充满热血的中国军队，我就自发找共产党。去不了延安，那我就在上海找。”经过打听后发现，原来给自己上课的那位老师就是中共地下党员，接着引荐介绍人，让写自身情况、入党申请书，另外派一个人来谈话。就在法租界的一个公园里，那位来谈话的党员念一句，周东葵跟着说一句，宣誓入党。那一年，他16岁。

17岁那年，他瞒着家人，在上学的路上跟随中共地下党员赶赴苏南参加新四军，后到皖南根据地教导总队学习军事和政治课程

入党以后，周东葵被安排做学生工作，党组织给他指定了两所学校，让他和学校里指定的学生联系。在法租界里，他代表上海学生协会；在家里，他是家中长子；但在学校，他只是一名初中生。

“大概半年多的时间，没有继续念书。父亲后来娶了继母，全家人口也越来越多。紧接着十六铺码头被日本人接管，父亲失了业，没有经济来源，生活十分困苦。当时父亲也产生了回霞浦的想法，但老家几亩土地早已卖了，回去也无济于事。”周东葵说，好在上海还有叔父在，平日里都靠这些亲戚接济，原本初中毕业可以根据成绩来直接升高中，只要上交两块银元定金就可继续念书，但是当时家中的情况不允许，所以就算有继续念书的想法，也只能想想而已。

1939年6月，17岁的周东葵瞒着家人，在上学路上，偷偷跟随上海中共地下党员，赶往苏南加入了陈毅带领的新四军一支队，后来才步行到皖南新四军根据地。

到了皖南，周东葵开始在新四军教导总队学习军事和政治教育课程。“一三五军事课，二四六政治课。”周东葵向记者介绍，军事课主要学习射击、手榴弹、刺杀等作战技术，由日本俘虏兵教。这个俘虏兵经共产党教育后，参与反战同盟。也有一些是国民党军官教的，主要是野外作战、排进攻排防御、连进攻连防御等攻防战术。

“有一次野战训练，半夜突然集合，因为我高度近视，眼镜放在帽子上，一听哨立刻起身，不小心把它压坏，只能拿根绳子稍微绑一下就戴上。”周东葵笑着说，回忆起来还是挺狼狈的，在上海读书的时候，有一次出疹子没注意保护，加上经常点个蜡烛看书，才把眼睛弄近视了。

对于政治课程，周东葵异常欣慰，觉得自己受益终生。“要说真正入党，可能要从这时候算起，以前对党的认识很肤浅，到了皖南新四军教导总队上课后，才实现了从普通学生到革命军人、从爱国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周东葵说，政治课主课是《社会发展史》，还有很多副课，如《统一战线》、《政治经济学》、《民运工作》等。

培训7个月后，因为肺病被迫离队，先到浙西做统战工作，后回霞浦报德学校教了6个月书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就到了冬季。此时，皖南新四军遭受国民党封锁，物资匮乏。“开始发的子弹，一个人两百发，背都背不动，后来渐渐少了，没有弹药。棉衣也是旧的，或者是前方战士穿过的，鞋子也没有。由于条件艰苦，肺炎、重感冒等病接踵而来。”周东葵说，大冬天盖的只有一块军毯。当时有很多战士背着行李来投军，像他一样“轻装上阵”的很少。

“幸亏皖南新四军教导总队旁边有条青弋江，江边有很多祠堂空着可以住人，一个连住一个祠堂。我们用稻草编草帘，做床垫，盖军毯，也能凑合着过。但祠堂三面通风，到了晚上，寒风刺骨。当时军中流行一句话‘白天打野战，晚上当团长’，这个团指的是缩成一团。”周东葵回忆，有一次发疟疾，因为没有带棉被，战友把自己的棉被给了他。“平时洗漱就在青弋江里，由于活水容易传染，所有人都得了疥疮，都得跨着腿走路。”

虽说条件艰苦，有时候连白米饭都吃不上，只能吃糙米稀饭，到了站岗时总是想上厕所，但周东葵学习热情高涨。分配到战地服务团后，他除了做群众工作，还要帮民运队运输货物，星期天帮助厨房劳动。因为家族里有肺病史，周东葵一累便会咳嗽。那是1940年1月，周东葵清楚地记得，当时给他看病的上海医生对他说的话：“这病部队没法治，你需要离队。”

部队给了周东葵3块大洋让他返乡。由于路费不足以回到上海，部队先将他安排到浙西一个县政府里，做统一战线工作，算是让他过渡。不久后，他回到自己的家乡霞浦，并在报德学校(现陈华周家祠堂内)教了半年多的书。紧接着，日军打进宁波，为了找回组织，参加游击队，周东葵再次返回上海。

“回到上海后，家人很开心。他们失踪多年的孩子终于回来了，后来听继母说，逢年过节，家人都会在桌上多摆放一双碗筷，代表的就是我东葵了。”周东葵说，家人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情感，但这么一说，双方都明白。

家人团聚了，可党的组织关系还没找到，这令周东葵发了愁。“那个时期，党组织关系经常丢失，脱党最常见，也是最严重的事情。”周东葵说，直到1942年找到了入党和离队证明人，于1944年被批准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参与苏北反“扫荡”战役，子弹不够用玉米秆塞进子弹带伪装，绷带不够洗干净了重复使用

1940年年底，周东葵跟随新四军前往苏北地区参与开辟根据地的工作。1943年2月，周东葵被调到苏北盐阜地区(即盐城、阜宁地区)参加另一轮规模更大的反“扫荡”，并在新四军三师八旅二十四团卫生队担任文化教员。

1943年2月16日，是周东葵前往该部队报到的日子。“到了部队后，上级立即向我们队布置任务，要我们带一个21人组成的伤病员组到东坎镇北边的草甸子里去隐蔽，俗称‘打埋伏’。当晚我们先转移到距东坎十几里的村子里暂歇，逐个安置伤员，彻夜未眠。一直等到天亮才接到通报，说是鬼子已经从阜宁县城向东坎进军了，没办法，我们赶紧又把人员往大草甸里面撤。”周东葵说。

“阜宁以东土地贫瘠，开辟根据地近两年来，经过剿匪、减租减息、修建大堤防治海水漫灌，人民生活有了一定改善，但一般贫农人家的生活仍是相当清苦。”周东葵说，由于当时根据地所在区域坚壁清野，伤员的细粮一时供应不上，只能和房东老乡一样吃山芋干、苞米稀饭，自己到野地里挖点灰灰菜，用盐拌一下下饭。

“当时卫生队的装备也很短缺，背的是汉阳造79式，弹药很少，一般战士就五六发子弹。子弹带很长，但基本是空的，为了威慑敌人，只好用树干、玉米秆等充数，有时会到战场上去捡打完的弹壳，自己制作弹药。”周东葵说除了吃住条件和武器装备差，抗战时期的医疗器材更是简陋。

据周东葵回忆，当时卫生队里的两位卫生员负责给伤员换药，由于医疗器材十分简陋，只有剪子、钳子和一些应急药片，卫生员只好用盐水给伤员清洗创口、换药。有脓血的纱布和绷带用过后不舍得丢，每天用沸水消毒，或放在锅炉上蒸，以便重复使用。有些重伤员身上长满虱子，只好将稻草灰加水搅拌，用过滤后的碱性水清洗，并用热水烫衣服上的虱子。

“生活虽然清苦，但是大家却很乐观、团结互助。在盐阜地区的疯狂大‘扫荡’中，日军兵力2万多人。由于‘打埋伏’期间消息闭塞，只能从远方传来的枪炮声猜测敌我动态，偶尔才有前方战友带回的一点消息。”周东葵说，经常有伤员依旧想要上战场，“战友在前方打仗，我们却在这里养病，能不能让我们一起去”。每当此时，他都会做思想工作，以缓解少数伤员的烦躁情绪。

“在这次反‘扫荡’战役中，虽然敌军兵力很多，开始时分几路前进，企图找到我军主力决战。但经过我团内线袭扰和外线新四军一、二、四师在邻近地区发动攻势作战，敌人被迫收缩兵力。随后日军又分区清剿，所到之处烧杀抢掠，百姓困苦不堪。随后我军原先以连为单位活动的部队逐步集中，打击分散孤立的敌人，最后各个部队都有所斩获。”周东葵回忆道，最后歼灭日军、伪军500余人，自己也在这场反“扫荡”战役中接替了二营营教员的工作。

抗日战争后，参加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并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成就一段姻缘

1945年9月，抗日战争结束。周东葵所在部队北上，参与接收东北，经多次整编、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9军，他则被部队任命为115师教导队政委。“第一批到达东北的我党部队，有将近11万人，其中包括从陕西方向来的，所有路程全部步行，穿过内蒙古、辽宁，最后到达黑龙江。我们部队在东北打了三年仗，包括辽沈战役，随后入关参加平津战役，最后一路南下到达广西。”周东葵说。

“到广西后，一直开展剿匪工作。直到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四野39军直接改编为志愿军39军，北上参加抗美援朝，自己也被安排到115师当宣传科科长，后来又当了军宣传科科长。”周东葵回忆道，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见识了当时美军的强大，整场战争中没有敌前敌后之分，一个高空炸弹，直接把指挥所炸成了一个坑，仓库也被炸毁。从鸭绿江到三八线运输物资特别困难，尤其是晚上用汽车运输，就怕美军飞机看到车灯拼命轰炸。五十米设一防空哨，一旦发现美军飞机，用枪声示意。

“原本我身边跟着一个十多岁的通讯员，就是在这场战争中牺牲了。”周东葵说，一般部队都是夜间行军，可出事那天提前出发了，因为夜色还未降临所以暴露。当时美军飞机一路向我们投下炸弹，自己因为曾经受过这方面培训，所以幸免于难，但这个通讯员没有经验，飞机追来还一直往山顶跑，很容易被敌人发现，最后被活活炸死。

虽说战争带来了无尽的苦难，但令周东葵有一丝欣慰的是，自己在这场战争中结识了一段美好姻缘，对象是39军报社通联干事，并与之相伴至今。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周东葵随部队从朝鲜战场回到辽阳，担任速成中学副校长。然而，学校没过几年就解散了。为了学一门技术，周东葵考上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的是炮兵系仪器专业。五年后毕业，周东葵被分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机械部机关从事科研管理工作，后被调任到总后勤部工程学院担任训练部部长，直到离休。

受邀参加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式观礼：身边的老战士个个热泪盈眶，“经历过战争的人，才更加懂得和平生活的弥足珍贵”

离休后的周东葵一直住在北京丰台区总后勤部干休所，这次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式，他和多名干休所里的抗战老战士一同前往观礼。由于年事已高，在填写“参与阅兵还是前往观礼”意愿的时候，周东葵选择了观礼。

周东葵的儿子告诉记者，在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仪式开始前一天，父亲有点激动，睡不着觉。虽然老人家平时身体还好，但第二天早上4点钟就被后勤服务保障部门派来的专车送去进行观礼前的准备，周东葵的儿子心中还是有点担心。

“不用担心，后勤服务保障部门派来的专车里面，每位老人都配了一名陪护人员，还有一个观礼包，里面有水、人丹、邀请函等，考虑还是很周全的。”周东葵宽慰着儿子。

周东葵告诉记者，参加观礼的抗战老兵都要通过体检、安检才能入场。他和许多抗战老兵被安排坐在了紧贴天安门城楼西侧观礼台上，观看了整个阅兵过程。“当《义勇军进行曲》再次唱响，身边的老战友个个热泪盈眶。对我们而言，这首歌曲不仅仅是国歌，更是一支诞生于抗战炮火声中的救亡之歌，感觉过去所做的努力和牺牲都是值得的，我为祖国高兴，也为牺牲的战友高兴，因为后来胜利了，祖国强大了。”周东葵说。

“对我们这辈人而言，能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穿上军装，随受阅部队一起在天安门广场见证历史，已是至高无上的光荣。”周东葵告诉记者，他也曾受邀参加建国60周年阅兵仪式，但对于这次抗战主题的阅兵与以往不同的庄严气氛，让他着实感受到了祖国的日益强大和昌盛。

巨大的“70”直升机群、拉着彩烟的“功勋机”、整齐划一的部队、27个装备方队……观礼后的周东葵回家后对家人说，抗战时日军有飞机大炮，而我们只能靠血性去拼，如果当初有这么多装备，也不至于牺牲了这么多军民。

“经历过战争的人，才更加懂得和平生活的弥足珍贵。”周东葵有两子一女。如今，儿孙绕膝的生活让周老倍感幸福，每天除了看新闻联播，练练书法、写写诗歌便是他的第二大爱好。

记者在周老先生家中看到，他所作的诗词和书法，几乎都是以抗日战争为主要题材。“战争带来的苦难不能忘，军队赋予的使命更不敢忘，从16岁起，我便是一名军人，虽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当兵，但每个人都可以有军人的精神：吃苦耐劳、遵守纪律、心中有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