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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北棚户区改造故事:26平方米蜗居里的梦想
稿源: 中国宁波网   2016-01-28 08:38:55 报料热线:81850000

抽签结束后,王月英欣喜地展示抽签公证书。记者 王鹏 摄

王月英迫不及待在新小区里,看看自己的新房。

  王月英的梦想,和中国当代数以亿计的普通百姓一样。为此,这个58岁的单身女人整整奋斗了30年。

  在过去的每一天里,她起早贪黑,摆地摊开小店,拼命赚钱;她省吃俭用,多年都没添过一套新衣服;她精打细算,把每一分钱的作用都发挥到极致……所有的努力只有一个目的:尽早离开那个只有26平方米、连转个身都困难的蜗居,拥有一个亮敞的家。

  10年前,她倾其所有为儿子支付了婚房的首付。她的想法很纯粹,只要儿子能住出去,只要以后孙子能在一个健康完整的家里长大,自己大半辈子的辛苦就是值得的。

  她几乎已经肯定,自己的余生还要继续留在这个让人委屈的地方。

  她做梦也没想到,10年后,宁波启动了大规模的成片危旧住宅区改造,她所在的江北孔浦二村被列入了改造,因此受益。

  26平方米的危旧房,置换成了58平方米的电梯房。她的新家,就在原来小区一条马路之隔的新建11层高楼里。1月初,王月英已通过抽签拿到了新居钥匙。梦想来得太快,这似乎还是一个梦。

  同一屋檐下,已非一家人

  在江北孔浦二村,王月英的房子是居民楼里最小的,只有26平方米。

  原来的户型并非这样。上世纪80年代初,这片小区刚落成的时候,那是间61平方米的二居室。当时,一切都是崭新的,在周围低矮的平房中,这幢居民楼是那一带最显眼的建筑。小区门口的大庆北路不像现在那样灰头土脸尘土飞扬,那是一个热闹的街区,车水马龙应有尽有……

  王月英记得很清楚,她是1984年搬进的。那年她27岁,是骄傲的国营厂工人,丈夫在渔业公司上班,工资高、福利好,这个当时在宁波屈指可数的小区,也是公司给员工的福利。她还记得分到房子时一家人欢天喜地的情景,虽然产权还是单位的,但每月只需要付很少的房租,就可以一直住下去。

  工作、房子和家,一切都是那么顺利。

  带着3岁的儿子搬进时,王月英怎么也没想到,这让人羡慕的房子和她那曾经以为会维系一生的婚姻一样,无非外表光鲜,实则让人失望。

  孔浦这一带的居民楼,和宁波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建成的很多老小区一样,由于当时建设设计标准较低,施工工艺落后,使用海砂现象较为普遍,时间一长问题就暴露出来。

  楼上的居民最早发现,大车经过时,整幢楼似乎都在轻轻晃动,住得越高这种震感越明显;没几年,有的居民家中开始漏水,天花板和雪白的墙上布满黄色的水渍,很快霉斑点点,当时的办法是拿挂历或明星海报糊上,但很快海报也霉了;台风来了,暴雨一下,一楼的住户就遭殃了。1989年搬进来的丁大荣说,有时候积水要没到小腿肚……

  所有这些对王月英来说都不算什么,搬进来2年后,她就经历了人生最大的挫折:这个一直以为生活在幸福之中的女人,直到丈夫提出离婚时才发现,婚姻已经走到了尽头。

  经过无数次的争吵、哭泣、纠结、崩溃,最终法院判决他们离婚,孩子的监护权归母亲,房子一人一半。

  一人一半的结果就是砌一道墙,把这套他们共同居住留下很多回忆的房子一分为二,一人住一边。

  就这样,她原来61平方米的家变成了26平方米。王月英花了很久才接受这个事实:他们还是住在同一屋檐下,只是,已不再是一家人。

  26平方米的家

  2014年,宁波启动成片危旧住宅区的改造,包括孔浦一村、孔浦二村在内的多个小区名列其中。王月英的这套房,面积之小让上门调查排摸的社区工作人员也倍感惊诧。

  30年的光阴冲淡了当初刻骨铭心的爱恨、悲喜,王月英指着厨房对面的那堵墙笑着解释:“那年婚一离,房子就只剩一半了。”

  那面墙一砌,两间卧室只剩一间,厨房还在,卫生间却没了。

  王月英合计了一下,把房间的前门封了,只从后门进出,这样又腾出来一点空间,勉强可以挤上两张钢丝床———但是,其中一张白天必须收起来,吃饭用的小桌子得放在那里;窗台下再摆张写字桌,桌下堆放着换季的衣物和被子后,这个逼仄的空间几乎连转个身都很困难了。

  没有卫生间,母子俩白天去10多米开外的一个招待所上厕所,晚上放个痰盂。10多年,王月英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倒痰盂。直到上个世纪末,招待所也拆了。她想了半天,又从厨房隔出不到一平方米的地方,装了个马桶。虽然在马桶边炒菜有点怪,但“慢慢也就习惯了”。

  所有的困难都能克服,最让她担心的还是儿子大虎。

  封墙的时候,儿子才5岁,他根本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还像以前一样跑到隔壁他爸爸那里去。但是很快,爸爸的新妻子住进来后,那个还在读幼儿园的孩子一下子理解了大人嘴里的“离婚”。

  大虎的童年几乎封闭。他很少出门,因为总有人嘲笑他“爸爸不要你了吧”,或者有好事者追着他问“新妈妈喜欢你吗”,他什么也不说。同学请他去家里玩,他也不去,因为自己家太不像样,没法回请。从小学到初中,他唯一的爱好就是关在房里听收音机。

  为改变现状,王月英又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但很快又结束了。

  “其实他对孩子也蛮好的,但我也没有办法,三人挤一屋,晚上睡觉中间就挂个帘子,儿子也慢慢大了,总归……”王月英讲这些年的辛酸,说着说着,突然回过神来,“我是不是说得太多了?”

  很久没有人好好听她的委屈了。在过去的30年里,我国对传统的福利分房制度进行变革,逐步实现了住房的商品化和社会化,王月英看着包括前夫在内的很多熟人都相继离开了这里,住进了更大更好的新房,而她,只能带着儿子在这里继续窝着。

  “这简直是梦里来的机会。”得知这片危旧房要改造,王月英又燃起了对房子的梦想,“换钱,换房子,都可以。”她对负责拆迁的工作人员说。

  危旧住宅区改造这项民生工程虽然惠民利民,可在利益纠葛面前也会遭遇各种难题,江北区创新退出“自主+竞争”的模式,通过居民竞争性投票来确定先行改造的区块。王月英是最早投赞同票的居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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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孙研

江北棚户区改造故事:26平方米蜗居里的梦想

稿源: 中国宁波网 2016-01-28 08:38:55


抽签结束后,王月英欣喜地展示抽签公证书。记者 王鹏 摄

王月英迫不及待在新小区里,看看自己的新房。

  王月英的梦想,和中国当代数以亿计的普通百姓一样。为此,这个58岁的单身女人整整奋斗了30年。

  在过去的每一天里,她起早贪黑,摆地摊开小店,拼命赚钱;她省吃俭用,多年都没添过一套新衣服;她精打细算,把每一分钱的作用都发挥到极致……所有的努力只有一个目的:尽早离开那个只有26平方米、连转个身都困难的蜗居,拥有一个亮敞的家。

  10年前,她倾其所有为儿子支付了婚房的首付。她的想法很纯粹,只要儿子能住出去,只要以后孙子能在一个健康完整的家里长大,自己大半辈子的辛苦就是值得的。

  她几乎已经肯定,自己的余生还要继续留在这个让人委屈的地方。

  她做梦也没想到,10年后,宁波启动了大规模的成片危旧住宅区改造,她所在的江北孔浦二村被列入了改造,因此受益。

  26平方米的危旧房,置换成了58平方米的电梯房。她的新家,就在原来小区一条马路之隔的新建11层高楼里。1月初,王月英已通过抽签拿到了新居钥匙。梦想来得太快,这似乎还是一个梦。

  同一屋檐下,已非一家人

  在江北孔浦二村,王月英的房子是居民楼里最小的,只有26平方米。

  原来的户型并非这样。上世纪80年代初,这片小区刚落成的时候,那是间61平方米的二居室。当时,一切都是崭新的,在周围低矮的平房中,这幢居民楼是那一带最显眼的建筑。小区门口的大庆北路不像现在那样灰头土脸尘土飞扬,那是一个热闹的街区,车水马龙应有尽有……

  王月英记得很清楚,她是1984年搬进的。那年她27岁,是骄傲的国营厂工人,丈夫在渔业公司上班,工资高、福利好,这个当时在宁波屈指可数的小区,也是公司给员工的福利。她还记得分到房子时一家人欢天喜地的情景,虽然产权还是单位的,但每月只需要付很少的房租,就可以一直住下去。

  工作、房子和家,一切都是那么顺利。

  带着3岁的儿子搬进时,王月英怎么也没想到,这让人羡慕的房子和她那曾经以为会维系一生的婚姻一样,无非外表光鲜,实则让人失望。

  孔浦这一带的居民楼,和宁波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建成的很多老小区一样,由于当时建设设计标准较低,施工工艺落后,使用海砂现象较为普遍,时间一长问题就暴露出来。

  楼上的居民最早发现,大车经过时,整幢楼似乎都在轻轻晃动,住得越高这种震感越明显;没几年,有的居民家中开始漏水,天花板和雪白的墙上布满黄色的水渍,很快霉斑点点,当时的办法是拿挂历或明星海报糊上,但很快海报也霉了;台风来了,暴雨一下,一楼的住户就遭殃了。1989年搬进来的丁大荣说,有时候积水要没到小腿肚……

  所有这些对王月英来说都不算什么,搬进来2年后,她就经历了人生最大的挫折:这个一直以为生活在幸福之中的女人,直到丈夫提出离婚时才发现,婚姻已经走到了尽头。

  经过无数次的争吵、哭泣、纠结、崩溃,最终法院判决他们离婚,孩子的监护权归母亲,房子一人一半。

  一人一半的结果就是砌一道墙,把这套他们共同居住留下很多回忆的房子一分为二,一人住一边。

  就这样,她原来61平方米的家变成了26平方米。王月英花了很久才接受这个事实:他们还是住在同一屋檐下,只是,已不再是一家人。

  26平方米的家

  2014年,宁波启动成片危旧住宅区的改造,包括孔浦一村、孔浦二村在内的多个小区名列其中。王月英的这套房,面积之小让上门调查排摸的社区工作人员也倍感惊诧。

  30年的光阴冲淡了当初刻骨铭心的爱恨、悲喜,王月英指着厨房对面的那堵墙笑着解释:“那年婚一离,房子就只剩一半了。”

  那面墙一砌,两间卧室只剩一间,厨房还在,卫生间却没了。

  王月英合计了一下,把房间的前门封了,只从后门进出,这样又腾出来一点空间,勉强可以挤上两张钢丝床———但是,其中一张白天必须收起来,吃饭用的小桌子得放在那里;窗台下再摆张写字桌,桌下堆放着换季的衣物和被子后,这个逼仄的空间几乎连转个身都很困难了。

  没有卫生间,母子俩白天去10多米开外的一个招待所上厕所,晚上放个痰盂。10多年,王月英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倒痰盂。直到上个世纪末,招待所也拆了。她想了半天,又从厨房隔出不到一平方米的地方,装了个马桶。虽然在马桶边炒菜有点怪,但“慢慢也就习惯了”。

  所有的困难都能克服,最让她担心的还是儿子大虎。

  封墙的时候,儿子才5岁,他根本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还像以前一样跑到隔壁他爸爸那里去。但是很快,爸爸的新妻子住进来后,那个还在读幼儿园的孩子一下子理解了大人嘴里的“离婚”。

  大虎的童年几乎封闭。他很少出门,因为总有人嘲笑他“爸爸不要你了吧”,或者有好事者追着他问“新妈妈喜欢你吗”,他什么也不说。同学请他去家里玩,他也不去,因为自己家太不像样,没法回请。从小学到初中,他唯一的爱好就是关在房里听收音机。

  为改变现状,王月英又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但很快又结束了。

  “其实他对孩子也蛮好的,但我也没有办法,三人挤一屋,晚上睡觉中间就挂个帘子,儿子也慢慢大了,总归……”王月英讲这些年的辛酸,说着说着,突然回过神来,“我是不是说得太多了?”

  很久没有人好好听她的委屈了。在过去的30年里,我国对传统的福利分房制度进行变革,逐步实现了住房的商品化和社会化,王月英看着包括前夫在内的很多熟人都相继离开了这里,住进了更大更好的新房,而她,只能带着儿子在这里继续窝着。

  “这简直是梦里来的机会。”得知这片危旧房要改造,王月英又燃起了对房子的梦想,“换钱,换房子,都可以。”她对负责拆迁的工作人员说。

  危旧住宅区改造这项民生工程虽然惠民利民,可在利益纠葛面前也会遭遇各种难题,江北区创新退出“自主+竞争”的模式,通过居民竞争性投票来确定先行改造的区块。王月英是最早投赞同票的居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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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孙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