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送给医院，对医学有帮助。我的器官给了人，人家能活着，多有意义。对于我，我走了，我的器官还在这个世界上，多幸福啊。”在杨存泓看来，他走后要将遗体捐赠给医学机构，不进公墓，也不立任何墓碑，是一件简单的小事。
2008 年，杨存泓从报纸上获取到遗体捐献的信息，就萌生了遗体捐献的想法，他当即就此提笔给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医学院解剖教研室写了一封信。2015年，杨存泓 与温州医科大学茶山校区基础医学院签订了遗体捐献协议。2019年4月，杨存泓去世，他的遗体正式捐献给温州医科大学用于科学研究。心存善念，念兹在兹， 这位老人为了遗体捐献整整坚持了十一年！
家人的反对
2008年，杨存泓在读报时，看到了有关遗体捐赠的善举。经过一番考虑后，他决定给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医学院解剖教研室写信。随后，对方寄来一份协议书，需要家里人签名同意。对于杨存泓的做法，家里人一时无法接受。
“爸，您要是死后连个墓都没有，以后清明我还去哪里给您上坟啊？”老伴和两个儿子轮番上阵，发动亲情攻势，劝说杨存泓放弃这样的念头。但是在这件事上，杨存泓很固执，根本没得商量。
也有朋友跟他说，遗体捐出去后要被“千刀万剐”，不吉利，但杨存泓很不以为然。
“死都死了，还有什么知觉。再说了，每一刀下去既有利于民又不害于我，还能废物利用，干嘛要怕‘千刀万剐’！”如果死后，自己的器官能够在他人身上继续存活，对于他来说，是一种“莫大的幸福”。
生死的豁达
杨存泓见惯了死亡，对生死也看得很豁达。
1949年参军时，杨存泓主要在福建参与剿匪和解放工作。“打仗哪有不牺牲的，战友为革命捐躯后，多半是就地掩埋。他们也是有父母孩子的，你让后人去哪里扫墓？所以说，只要心里记着就好了，不需要立碑进公墓，活活折腾后人。”
1984年，从原广东省水电二局离休后，杨存泓跟着家人来到温州定居。
“我家楼下有一位92岁的老太太。去世后，丧事操办了9天，每日凌晨4时多就开始敲锣打鼓，吵得周围的邻居不得安生。”在杨存泓看来，如果生前不好好行孝奉养，死后大吹大闹，完全没有任何意义。
所以他很反对死后的各种丧葬形式。“我跟朋友说，我的追悼会你们也不用来了，因为我压根不会让家人举办，太流于形式了。”
捐献的坚持
决定捐献遗体后，杨存泓通过看报、看书和咨询，了解有关的注意事项。杨存泓每次住院都会随身携带遗体捐献协议书，反复跟主任医生讲清楚。
“就怕他们不了解，不能及时处理的话，耽误事可不好。”经过细想，2015年，杨存泓决定将遗体就近捐给温州医科大学茶山校区基础医学院。
在杨存泓的坚持下，两个儿子最终妥协了，在协议书上签名同意。同时，在他的影响下，家里人对于捐献遗体这件中国人很难接受的事，也有了观念的改变。大儿子杨代奇说：“也许我以后也会考虑捐献遗体。”
杨存泓时不时还鼓动大他两岁的老伴也进行遗体捐献，但苦于老伴卧病在床，基本的交流沟通都有困难，他也只好放弃了这个想法，但这也成了杨存泓心里的一个遗憾。
纸条的提醒
杨存泓的主管医生提到的一些细节令人动容。杨存泓及其家人从来不避讳遗体捐献，而是特别坦然地跟医生沟通遗体捐献的强烈愿望。杨存泓在病情恶化，无法用言语交流时，特意给医生塞了一张小纸条，提醒医生“我是遗体捐献者，别忘记了”。
2019 年4月，温州医科大学举行了一场低调而庄重的追悼会。追悼会上，杨存泓的儿子杨代奇说，11年前听到父亲提及遗体捐献，心里难免有些抵触，“但是，父亲 说，在世时子女行孝已是‘大孝’，希望离开人世后依旧能为社会作出贡献。这是父亲追求的高风亮节，做子女的没有理由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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