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0日，宁波余姚举行井头山遗址考古成果发布会。
要说 “最早的宁波”，标志就是距今7000年的河姆渡文化，过去，宁波还没有发现早于河姆渡7000年的文化面貌。
井头山遗址的横空出世，把宁波的历史向前推了1000年，如今，历史再次重写，以后我们要说，宁波8000年。
一、如何发现
井头山遗址位于余姚三七市镇三七市村，东距田螺山遗址1.5公里。
2013年下半年，在原厂区土建地勘钻孔泥芯内出土深埋地下的碎小海生贝壳、动物骨头和陶片、残骨器等遗物。我所专业人员与河姆渡博物馆工作人员获悉后实地调查核实，发现陶片与贝壳的混合共出性状特殊，并确认陶片特征与河姆渡文化既相似有明显区别。随后试掘并在3.5米深的坑底加人工钻探，探知文化堆积埋深达7米以上，由此初步确认该遗址是一处在浙江考古中还从未发现过的史前贝丘遗址。
二、测年：距今8000多年
2014年上半年，针对该遗址文化堆积特殊的深度和海相淤泥覆盖的情况，实施机钻考古勘探。
确认有贝壳和陶片的文化堆积主体在待建厂区范围内，埋藏深度达5～10米，主体并位于地下小山坡的东坡下，堆积形状大致呈南北向椭圆形，南北长约80～100米，东西宽约60～80米。总面积在8000平方米上下。堆积最大厚度近2米，自西北向东南明显倾斜。
因此认识到井头山遗址是已知我国沿海地区埋深最大的一处遗址，突破了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以往对史前遗址在分布时空框架及其规律的认识。并且以海洋贝壳为主的堆积和陶片特征显示，井头山遗址是我省境内迄今发现的唯一一处史前贝丘遗址，且文化面貌、内涵特征与河姆渡文化区别明显，却与河姆渡文化来源密切相关。
2014年至2018年，对井头山遗址7～8米深的文化层进行多次多家单位测年，钻孔样品先后送北京大学碳14实验室、日本东京大学实验室、美国BETA实验室、南京大学新建碳十四实验室进行年代测定，已有共20多个数据都显示井头山遗址文化层的年代均在距今8000年上下，最大的达到8300多年，早于河姆渡文化1000年左右。
三、发掘价值、意义
1、井头山遗址埋深5～10米，是已知我国沿海地区埋深最大的一处遗址，突破了以往对我国沿海地区史前遗址时空框架及其分布规律的认识。
2、井头山遗址出土遗物具有鲜明的自身文化特征。陶器主要器型为釜、罐、圜底器为主，少量圈足器，不见三足器，与河姆渡文化陶器在基本器形和小耳状、鸡冠耳状扳手等细部装饰方面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两者之间的差异更加明显；绳纹、方格纹普遍，也有一定数量的红彩（衣）和黑衣；制作工艺上以泥条叠筑加拍打成型，慢轮制作痕不明显。年代距今8000以上。生业方式以海产捕捞为主，兼有采集和狩猎，以及早期稻作农业。对中国沿海地区史前文化研究具有重大学术价值。
3、经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碳十四实验室等多家实验室测定，井头山遗址的年代在距今7800～8300年之间。井头山遗址年代早于河姆渡文化1000年。这是宁绍平原史前考古年代学上的一个重大突破，也是宁波地区人文起源的历史在河姆渡文化基础上再往前推进了1000多年。
4、井头山遗址是浙江境内首次发现的一处史前贝丘遗址，也是中国沿海地区年代最早、埋藏最深的一处史前贝丘遗址。
5、井头山遗址发现和发掘为全新世以来环境变迁，海侵时间、过程及中国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人类文化的相互作用的人地关系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殊为难得的案例；典型反映全新世早中期环境变迁与中国古海岸线人类活动起源、发展的明确过程；为全新世早中期海岸环境和海平面上升过程树立精确的时空坐标；对今后中国沿海地区史前考古的探索方法也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6、井头山遗址的发掘，钢结构围护基坑工程成功运用于超大埋深地下遗址的考古发掘，为深埋的遗址考古发掘在方法上进行了积极而卓有成效的探索，探索工作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以及克服困难的种种努力、成败得失都是我们本次发掘的重要成果和宝贵财富。井头山遗址发掘，与南海1号沉船发掘、四川江口张献忠沉银遗址发掘清理，成为我国针对不同环境条件特殊对象考古发掘的三个经典范例，在国内沿海环境下的史前遗址考古中具有首创意义。
三、发掘经过
2015年5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领导邀请省文物局领导到井头山遗址现场调研，并与余姚市文广新局领导会商，研究考古发掘保护的相关事宜。随后浙江省文物局正式发函余姚市人民政府，要求当地政府协调和落实井头山遗址进一步调查勘探和考古发掘的政策措施。
2016年10月，余姚市政府出资2500多万回购厂区地块，为实施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工作提供了最关键的基础条件。
2017年，国家文物局批准井头山遗址800平方米的发掘。鉴于井头山遗址5～10米埋深和上覆海相沉积饱水淤泥易坍流动的特殊性，借鉴日本考古发掘埋深超2米地下遗址用槽钢围护的做法，我所决定在实施考古发掘之前，必须预建钢结构围护的发掘基坑，确保考古发掘的顺利进行，人身和文物安全。
2018年3月，杭州的东通岩土科技有限公司中标钢结构围护基坑施工项目。施工中的工程复杂性和特殊性也大大超过预期。最终于2019年8月才完成基坑工程。2019年9月正式转入考古发掘阶段。
2019年下半年，再次向国家文物局申请并获批主动性考古发掘执照。9月中旬至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河姆渡遗址博物馆联合考古发掘。
基坑东西长50米，南北宽15米，内部按照5×10平方米的规格布方，共750平方米。6米以上淤泥已在基坑施工中用机械挖除外运。6米以下淤泥和文化堆积，按照野外操作规程逐个探方逐层下挖清理。至今，已完成基坑内主要探方的大部分发掘工作量，发现灰坑、橡子储藏坑处理坑、烧土堆、烧土坑、器物加工和食物处理点等遗迹十多处，出土各类可登记遗物数百件，以及海量的先民食用后废弃的贝壳遗存和其他动植物遗存。
四、地层堆积和包含物
遗址文化堆积总体顺着地下小山岗的坡势由西向东倾斜，发掘区西部文化层距地表深度达5米多，堆积较薄，贝壳和陶片也较少。自西往东，文化层分布坡度明显倾斜，堆积层次较多，堆积总厚度增大到2米多，文化层野外分为12层，最东边的文化层逐渐变薄直至消失，距地表深达10米左右，各类零散遗物夹杂在粘软的海相淤泥里。
表层贝壳和陶片显示轻度的磨圆度，应与遗址被海水淹没时被海水长期拍打所致。表层以下文化层，贝壳密度变化较大，但均未显示冲刷和海水拍打特征，原生堆积肌理清晰明确。
包含物中除了最多的贝壳以外，少量陶器、石器、木器和骨角器，还有木炭颗粒、木炭灰烬、木条、木棍、、骨头、烧土块、胶结牡蛎壳的大小石块等。
五、出土遗迹
2019年9月至2020年5月的发掘，已出土灰坑、食物储藏坑、密集贝壳堆积上面局部的烧土堆、树根以及器物加工、食物处理场所等生活遗迹，可较清晰地复原出8000多年前中国东南沿海地区部分先民的生产、生活状态和自然环境的特征。
六、出土遗物
第一大类，是当时先民食用后丢弃的数量巨大的各种海生贝类（蚶、螺、牡蛎、蛏、蛤、蚝等），胶结牡蛎壳的粗砾石块。以及用大型贝壳加工磨制的一些贝器（铲、刀、圆形饰片等）；动物骨头数量不少。较多碎木块、木棍、木条、小树枝条、木炭块和木炭颗粒，以及橡子、麻栎果、桃核等果核、少量炭化米、杂草种子等植物遗存。
第二大类，人工制品，有陶器、石器、骨器、木器、贝器、编织物等。
陶器，出土陶片修复率不高，可辨釜、圈足盘、钵、敞口盆、小杯、折扁腹罐、釜支脚、陶拍、器盖、小陶玩等器形，陶质以夹砂陶为主，还有夹炭陶，以及少量夹细砂陶、加贝壳碎屑陶等，陶色以红褐色为主，还有红衣陶、黑衣陶，陶胎厚薄不均，烧制火候看似不高，器形多较规整，制作成型用泥条叠筑加拍打成形，无明显慢轮修整技术；纹饰有绳纹、浅方格纹、刻划纹等，还有少量简单的红彩。
石器有斧、锤、锛、砺石、圆盘状石块等，数量30多件；上百件骨器，器形有镞、锥、鳔、凿、针、匙、珠、笄等；还有不少加工程度不一的木器（用于安装石斧的菜刀形木柄、木矛形器、用于安装石锛的“7”字形木柄、点种棒、双尖头木棍、无尖头木棍、刻槽带销钉木板、木桨、棒槌形木器、等）；还有不少芦苇（芒草）编织物（席子、篮子、筐子、背篓等）。
第三大类，除贝壳以外的动物碎骨头也较大量；还出土较多碎木块、木棍、木条、小树枝条、木炭块和木炭颗粒；还有不少编织物、绳子的原料（芦苇杆、芒草杆、还有一些植物纤维等），以及很多的植物种子、果核（橡子、麻栎果、桃核、少量炭化米、稻谷壳、水稻小穗轴、以及漆树、黄连木、猕猴桃、紫苏、灰菜等木本、草本植物的种子）等遗存。
七、多学科研究情况
已初步开展贝壳种类、动物种属、植物遗存（木材切片树种鉴定、水稻植硅体提取、单位数量统计）、环境变迁、碳十四测年等方面研究，但由于疫情的意外影响，原本拟请多学科专家现场取样、分析、指导的工作未能及时充分地展开。客观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将尽快联系开展更系统的相关研究工作。记者 马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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