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阳县望松街道山仁下村的茶园 。记者 林云龙 摄
城与乡，是人们生产生活的两个空间载体；也是人类经济发展中至关重要的一对关系。
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由来已久，是制约城乡协调发展的一个体制障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最高时超过3，也就是说，城市居民的收入是农村居民收入的3倍之多。
日前，统计部门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浙江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首破5万元。更为可喜的是，浙江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双双增长，且农村居民收入增速相对更快，城乡居民收入比值降至1.96，连续8年呈缩小态势，更是自1993年以来首次低于2。浙江成为农民生活最优、城乡融合度最高的省份之一。
一个数字的下降，缘何备受关注？省乡村振兴研究院首席专家顾益康认为：“这是城乡融合发展的标志性数据。”实现高水平的城乡居民收入均衡发展，让城与乡“唱和如一、宫商协调”，浙江是如何做到的？
重塑城乡关系
构建共同繁荣互促共进的新型关系
如果说GDP代表着浙江经济发展的“面子”，那么老百姓收入则是浙江经济发展的“里子”。尽管2020年受疫情影响居民增收面临巨大挑战，浙江坚持稳经济、保民生，最终实现老百姓收入逆势出新高。
稳定就业是老百姓增收的关键。浙江在全国率先复工复产，同时及时出台一系列减负稳岗扩就业政策举措并落地实施，就业形势逐步回稳向好。城镇调查失业率逐季下降，换来的是居民收入增速的逐季回升。以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速为例，去年全年名义增速5.0%，分别比一季度、上半年和前三季度回升4.6、2.4和0.9个百分点。在2020年浙江城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人均工资性收入分别达到35370元和19510元，分别占到城乡居民收入的56.4%和61.1%，且均保持了5%以上的增长（如无特殊说明，以下增长均为名义增长），成为浙江老百姓收入稳增长的定盘星。
在2020年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人均转移净收入7888元，名义增长9.8%。按常住地来分，城镇居民人均转移净收入9910元，增长7.7%；农村居民人均转移净收入3871元，增长19.2%。在老百姓的收入结构中，人均转移性收入增速最快，尤其农村老百姓，随着各种转移支付的兑现，这部分收入成为农村居民新的增收亮点。
在浙江，有时你会分不清自己身在城市还是农村。
在记者到访的不少村庄内，平整宽敞的水泥路面，干净整洁的卫生环境，景色怡人的休闲公园和设施完备的体育健身场所，还有全面覆盖的无线网络信号等，早已颠覆了人们对于农村的固有印象。
在温州泰顺县飞云湖边的家庭农场，果农们正忙着采摘黄金柚，今年该农场产的柚子、脐橙等生态水果已销售6万多斤，市场紧俏。记者 林云龙 摄
城乡生活品质差距逐渐缩小，背后是城乡关系的重新塑造。
“在现代化进程中，城市化带动乡村发展是普遍规律。”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首席专家黄祖辉说，在我国，乡村发展相对滞后是发展不平衡的主要体现，其原因既与城乡二元体制有关，又与城市化对乡村带动不够有关。
从世界经济发展历史看，一个地区的城乡收入关系有这样一个规律：由低水平的收入均衡到收入比扩大、再到收入比缩小这样一个过程，呈倒"U"字形。
统计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的城乡收入比最高时出现在2006年和2007年，达到2.49，之后便逐年下降，直至去年降至2以下。与此同时，浙江的城乡居民收入不断登上新高度。2020年浙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2699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首破3万元，达到31930元，分别连续20年和36年位居全国各省区第一。
无疑，浙江早已来到了倒“U”字形的“下半场”，城乡收入差距越来越小。亮眼的数字背后，是“城与乡”这道时代课题的浙江解法。“城乡收入比持续下降至2以内，实际上是我们浙江比较好地构建了一个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城乡共同繁荣互促共进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顾益康说。
2003年，浙江提出并实施“八八战略”，其中就提到要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城乡协调发展优势，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 2004年，浙江制定《浙江省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纲要》，对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内涵和目标任务作了系统阐述。
在建德市杨村桥草莓小镇示范园区内，市民前来采摘草莓。记者 林云龙 摄
经过多年发展，浙江成为城乡居民收入最高、城乡融合度最好的省份之一，率先成为新型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双轮驱动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成功范例。
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今天的浙江，正朝着更高的目标进发。在今年的省委农村工作会议上，浙江提出要争当农村改革探路者、城乡融合的先行者、乡村振兴排头兵，加快建设农业农村现代化先行省。到2025年，率先基本构建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
打通流动通道
创业创新要素加速向乡村涌流
元旦以来，长兴水口乡顾渚村人徐丹忙得不可开交。她与父母一起经营的紫茗山庄迎来预订高峰，“周末可谓一床难求。”
近年来，水口乡每年游客接待量近400万人次，与国内一些5A级景区的接待量不相上下。而顾渚村是当地农家乐的核心村，这里三面环山，一面临水，依靠着美丽的山水人文环境，顾渚村发展乡村旅游已经20年。
乡村变景区，农民忙创业。在浙江，像徐丹这样依靠美丽乡村资源在家门口致富的村民有许多。
越来越多的浙江人发现，一个熟悉却又陌生的乡村，正悄悄走进自己的生活。
2003年，浙江启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由此开启以改善农村生态环境、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为核心的村庄整治建设大行动。随着美丽乡村建设的推进，浙江将美丽乡村建设与农民增收互联互动，推动环境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
学习浙江美丽乡村建设的经验，关键学什么？黄祖辉认为，浙江通过植入产业，把社区的公共品变成市场品，这是核心。生态宜居，如果光是针对本地村民，就需要一定的经济实力和公共体制作支撑，是不可持续的，但如果是面向城市的，和服务业相结合，有了经济收入后就变成了市场品。
浙江广袤田野的魅力和活力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释放着，乡村旅游、养生养老、运动健康、文化创意等，越来越多的农民从卖农产品到卖风景、卖乡愁，从养鸡养鸭到“养城里人”，一批新型乡村服务业态正在加速崛起，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新渠道、农村经济新的增长点。据统计，2020年全省休闲农业共接待游客2.23亿人次，营业总收入达374亿元；全年农产品电商销售额突破1000亿元。
杭州富阳区环山乡以“时和岁丰·鱼水同欢”为主题，在七个乡村文化礼堂开展年俗展示等文化活动，为村民和游客带来一场新年“文化大集”。记者 林云龙 摄
乡村振兴，要靠新经济、新业态的带动，关键还要靠人才振兴。如何打通让年轻人从城市回到乡村的就业通道？
近年来，浙江通过健全科技进乡村、资金进乡村，乡贤回农村、青年回农村的“两进两回”机制，大力实施农创客“千名引领、万名培育”工程，源源不断地为乡村振兴注入资源要素。2020年共新增农创客2148名，累计培育超7200名。
美丽乡村，吸引人才回乡创业，桐庐乡村成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平台。在桐庐城南街道仁智村里，随处可见顶着荷叶探头探脑的卡通形象“呆馒”。这一道软糯呆萌的酒酿馒头，背后是一个投资4000余万元的创业计划。据了解，该村已经招引乡贤成立公司，运行整个产业建设，还想策划馒头节，请城里人到村里品鉴美食生活。今天的仁智村，本地人引以为傲，更是创业者的天堂。
莫干山下的仙潭村从空心村变成“凤还巢”的根据地。过去的仙潭村，由于交通不便、产业单一、设施落后，年轻人大多选择了外出谋生。如今，越来越多在外打拼或者求学的年轻人选择回乡创业，不仅是因为莫干山民宿业的蓬勃兴起，还因为美丽乡村建设的持续推进和政府扶持政策的精准跟进，让仙潭村成了创业致富的乐园。
拉高收入底线
不落一村、不落一户、不落一人
一只木桶能装多少水，不取决于最高的木板有多高，而取决于最短的木板有多短。全省城乡居民收入比降至2以下，离不开区域、人群收入的协调发展。
“七山二水一分田”，人多地少、山多田少的浙江一直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和扶贫任务。早在1978年，全省农村贫困人口有1200多万，农村贫困发生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样的基础，该如何实现协调发展？
在改革开放推动下，浙江沿海和平原市县经济较快增长，农村贫困面不断缩小，但地理位置偏、资源禀赋少、交通条件差的浙西南山区发展相对缓慢。为了补上这块短板，浙江的扶贫思路开始转变，不再单从面上进行体制改革，而是转向加快区域经济发展。
2002年，浙江以农民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361个乡镇为重点，启动“山海协作”工程。到2007年底，“山海协作”让361个乡镇农民收入达到了4500元，比2002年翻了一番，80%以上乡镇农民收入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松阳县望松街道岗后自然村，村民在查看蜂箱里过冬蜂蜜情况，并做好蜂箱保暖。近年来，松阳县实施“低收入农户增收”帮扶项目，帮助低收入农户发展蜜蜂养殖促进农民增收。记者 林云龙 摄
浙江区域性绝对贫困得到基本解决，低收入农户的“发展贫困”“能力贫困”问题日益凸显出来。一些能力较弱、积累较少的低收入农户成为增收难度最大的群体，与其他人群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为破解这一难题，浙江的扶贫对象进一步聚焦到人的全面发展上。从关注每一个人的生活状况，到关注每一个人的发展潜力，再到力争让每一个人成为发展成果的共享者。在每一个阶段不断调整扶贫的目标和体系，贫困“包围圈”一步步缩小。
2015年初，我省摘除了全部26个“贫困县”帽子，消灭了区域性整体贫困现象；2015年底，全省人均收入低于4600元的贫困人群实现全面脱贫，让绝对贫困成了历史；2019年，我省所有设区市农民收入均跨上2万元台阶；2020年，我省已消除年家庭人均收入8000元以下情况。
从解决整体性贫困，到解决区域性贫困，再到聚焦每一个低收入农户，浙江解决贫困问题的水平不断提高。
去年，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如何保障低收入农户的生活水平，检验着民生保障网的密度与广度，考验着治理的“绣花功夫”。浙江各级党委政府强化底线思维，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加强组织领导和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兜底力度，实施低收入农户高水平全面小康实施攻坚行动，切实做好低收入农户就业增收工作。同时，浙江还努力优化低收入农户就业服务。自2020年2月起，各地纷纷为低收入农户推出特设岗位。结合疫情防控需要，新增保洁环卫、防疫消杀、巡查值守等临时公益性岗位，优先安置低收入农户就业。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步缩小是第一步，浙江思考如何在城乡一体化中构建新格局。2020年7月，省委、省政府出台意见，提出高质量推进乡村振兴，确保农村同步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难点在农村，重点在农民。“对浙江来说，‘同步’意味着全面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顾益康认为，目前，城乡居民收入依然存在差距，农村低收入人口比较多，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差距、城乡教育科技和城乡居民人文素养的差距仍然亟待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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