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牧之雕像。(田文 摄)
青年袁牧之
晚年袁牧之
《桃李劫》电影海报
《马路天使》电影剧照
袁牧之故居厢房设立的电影器材与道具展厅。 (田文摄)
袁牧之故居一楼的放映厅。(城投公司提供)
袁牧之故居内景。(城投公司提供)
从南塘老街东侧，进入一幢青砖黛瓦的老房子，只见三合院内，五间两弄楼房及两侧厢房已修缮一新，静静伫立。中国电影大师、影坛巨子袁牧之早年出生并居住于此。
经过宁波城投集团公司的修缮、布展，尘封已久的袁家大院作为袁牧之电影纪念馆，不久将向公众免费开放。
南门袁氏
书香门第
袁牧之(1909-1978)，原名袁家莱，演员、编剧、导演。主演《桃李劫》《风云儿女》，编导《马路天使》《八百壮士》《延安与八路军》(纪录片)。
他创下了中国电影史上多个“第一”：编导中国第一部音乐喜剧片《都市风光》，在荒山坡上建起第一座人民电影制片厂，创办第一所中国人自己的电影大学，第一个在银幕上演唱《义勇军进行曲》。
作为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袁牧之以一个人的影响造就了一个电影时代，他的艺术才华和成就，将永远记载在中国电影发展的史册上。
袁氏家族是世居宁波的大家族，其各支系分布在南郊路曲折蜿蜒的街巷四处。地处南塘河畔的南郊路一带，如今是南塘河历史文化街区。
据《袁氏族谱》记载，袁牧之的祖先袁氏四世祖(上推28代)袁毂，受学于楼郁，博览群书，擅诗文。袁毂1061年中进士时，与苏轼同科登第，后知龙泉县；1090年袁毂官至杭州通判，又巧遇苏轼任杭州知府，两人诗文唱酬相交甚欢。
袁毂的曾孙袁燮，是南宋时期浙东地区较有影响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袁燮与沈焕、舒璘、杨简并称“淳熙四先生”，为当时浙东四明学派代表人物之一。
袁牧之的父亲袁纲洪，生于清道光二十九年。袁父虽未继承先祖遗风成为一代文人或政客，却汲取了宁波人经世致用的人文精髓，从一个经营工艺品的小手工业者，最终成为一代名商巨贾。
甲午战争后，袁纲洪花钱捐得一个清廷的“朝议大夫”，清政府经常派他出使日本，与日本人谈生意。但在袁牧之出生前，袁纲洪已经破产。破产后的袁纲洪，在南门杨家桥购置了一处房产以度晚年，就是袁牧之出生的袁家大院。
少年阿毛
钟情演戏
据袁牧之第二任妻子朱心讲述、长女袁牧女补充整理的《听妈妈讲爸爸小时候的故事》一文记载，袁纲洪“六十岁时终得一子，喜悦之情难于言表，取名家莱，乳名阿毛。家莱的莱字，是蓬莱仙岛的莱。”
可是在阿毛少爷6岁那年，66岁的父亲不慎跌跤摔断了腿，撒手人寰。父亲去世，生母改嫁，阿毛一下子失去两位亲人。多亏了心地善良的大奶奶，毅然担负起抚育遗孤的责任。为维持全家生计，她将一部分房子出租。袁牧之父亲生前的一些好友，也伸出了援助之手，阿毛的生活才得以维持。
孩提时代的袁牧之，经常在家人带领下去看“文明戏”。“文明戏”起源于20世纪初。日本留学生将新剧《黑奴吁天录》带回上海，搬上了中国舞台，轰动一时。为此，《黑奴吁天录》被誉为“话剧在中国的开场”。
或许对戏剧有着一种天生的悟性和缘分，少年袁牧之一接触“文明戏”，便被强烈地吸引，继而深深地喜欢上了它。回到家里，他与小伙伴学着戏里的人物，在自家过道上演起了“文明戏”。相传阿毛常自编、自导、自演，而且一人扮演几个角色。
赴沪求学
大展才华
1920年，年仅12岁的袁牧之离开家乡宁波，孤身一人乘轮船到上海投奔大姐。
到了上海后，袁牧之进澄衷中学附小读书，1922年入澄衷中学。在学校里，他除了学习文化知识，还成为文艺活动的积极分子。他经常自编一些小剧，联合几个同学演出。1924年，他加入应云卫主持的上海戏剧协社，成为剧社里年龄最小的演员。澄衷中学毕业后，他考入上海东吴大学，其间加入由朱禳丞负责的辛酉学社。
1928年8月2日，袁牧之的第一个剧本《爱神的箭》问世。紧接着，他在一年内一口气创作出三部独幕剧：《叛徒》《爱的面目》《水银》。
“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看吧，一天天国土的沦丧……”这首曲调悲壮激越的《毕业歌》，是电影《桃李劫》的主题歌。这部电影是袁牧之的成名作，那是1934年他加入共产党地下组织领导的电通电影制片公司后创作的第一部电影。影片中，袁牧之主演知识青年陶建平。值得一提的是,这是中国第一部真正的有声电影。
25岁的袁牧之一举成名。第二年，他又创作了电影《风云儿女》，扮演青年诗人辛白华，一个由沉沦到觉醒、最后走上抗战前线的青年。由他主唱的该片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后来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他成为在银幕上演唱《义勇军进行曲》的第一人。
1937年7月，袁牧之又编导了《马路天使》。这部在“一家小酒馆里酝酿而成的电影”，关注“下等人”生活，通过对旧上海社会底层小人物不幸遭遇和悲惨命运的描写，深刻地揭露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该片由赵丹、周璇主演，被认为是中国有声电影艺术走向成熟的标志。
“《马路天使》堪称一个奇迹。它所体现的新写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比意大利在战后提出的要早得多。”意大利著名影评家达西拉奇如是说。
可以这么说，中国“左翼”电影的著名作品，几乎都与袁牧之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在田汉、聂耳、赵丹、魏鹤龄、应云卫、吴印咸等一批音乐、电影大家的映照帮衬下，袁牧之如日中天，几乎代表了一个中国电影的“左翼”时代。
奔赴延安
投身革命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和“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上海进步的演艺人士纷纷投身到波澜壮阔的民族救亡运动中。袁牧之、宋之的、马彦祥、陈波儿、崔嵬等人组织了“上海救亡演剧队”第一队。
一次，以创作《西行漫记》而闻名的埃德加·斯诺在燕京大学放映他从红区拍摄的影片，袁牧之的夫人陈波儿参加了这次电影介绍会。她回到上海告诉袁牧之观影经过，袁牧之立即想到要用电影去记录延安。
袁牧之从上海先来到武汉，加入由周恩来提议建立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这个“第三厅”负责宣传、文化工作，由周恩来直接领导，郭沫若为厅长，阳翰笙为主任秘书。
在周恩来的建议下，袁牧之加入由“第三厅”组建的“中国电影制片厂”。这个制片厂云集了一大批进步人士，袁牧之的加入使这个制片厂的编、导、演、摄、录、美等各方面精英齐备。
关于袁牧之如何用电影记录延安，这里插入一桩轶事。
2008年，在袁牧之100周年诞辰之际，海曙区区政府联合中国电影资料馆先后在北京和宁波两地举办系列纪念活动，活动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也使袁牧之的名字进一步被宁波市民所认知。
时隔13年后，今年6月3日，为了筹办袁牧之电影纪念馆，当年纪念袁牧之100周年诞辰系列活动的重要策划和组织者——时任海曙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海曙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局长的陈建东，与中国电影资料馆原副馆长张建勇在北京再次聚首。其间，张建勇讲了这样一个细节：
上世纪30年代在武汉期间，荷兰纪录片导演、摄影师尤里斯·伊文思拍完《四万万人民》后，准备将摄影机和剩下的一批胶片送给中国共产党。周恩来对袁牧之说：你是电影名人，去交接会被敌人发现，不方便，你还是派一位大家都不认识的生面孔、信得过的、得力的人去。后来袁牧之拍电报给在上海的《马路天使》的摄影师吴印咸，叫他马上来武汉。
当时胶片是稀缺材料，为防止落入国民党手中，交货方式类似于“地下工作者接头”：吴印咸和伊文思各提一个箱子，在约定的街头，两人快速交换箱子后，擦肩而过。
正是靠这批珍贵的胶片，成立了“延安电影团”，拍摄了《延安与八路军》，包括后来的党的“七大”。
曾任延安鲁艺实验剧团、鲁艺美术工厂(研究室)主任的钟敬之的纪念文章也印证了这段史实：1938年春，袁牧之受周恩来委派，秘密筹建根据地的电影机构。同年8月，袁牧之和吴印咸到达延安，随即成立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任总编导。这就是我们现在习惯称呼的“延安电影团”。
与大都市上海相比，延安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延安的山和水，延安的人与物，都让袁牧之激动、兴奋！
电影团成立后，袁牧之拍摄的第一部影片就是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他担任总编导。袁牧之把影片分为延安生活和八路军生活两个部分。拍摄工作也分为两步进行，第一步拍摄关于延安生活的素材，拍完后，再上前线和敌后去拍摄有关八路军的素材。为了拍好这部纪录片，他深入到延安的各个方面去体验生活，调查研究，并动手编写拍摄提纲。
当年10月1日，大型新闻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在陕西中部县(今黄陵县)“轩辕陵”开拍，摄下毛泽东主席的珍贵历史影像。1939年10月，袁牧之率电影团来到易县拍摄日本鬼子残酷的“三光”政策、我军优待战俘的镜头，抢拍了白求恩大夫上前线救护伤员的场面。11月，在白求恩大夫追悼会上抢拍下聂荣臻司令员参加遗体告别仪式的珍贵镜头。
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直接创办的电影事业一开始是由袁牧之主持的。1940年初，袁牧之在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受中共中央派遣，与作曲家冼星海一起前往苏联完成《延安与八路军》的后期制作。毛主席亲自为他们饯行。
由于苏德战争爆发，袁牧之转移到西伯利亚，在异国漂泊了5个年头。冼星海转移到哈萨克斯坦，后因肺病在莫斯科病逝。
1946年袁牧之回到祖国，立即与夫人陈波儿一起奔赴东北，组建东北电影制片厂。他被任命为厂长。1949年4月，北平解放，袁牧之奉命赴京，组建全国电影的领导机构“中央电影事业管理局”，并被任命为局长。在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之后，袁牧之当选为中华全国电影艺术工作者协会副主席。
大师已逝
精神永续
由于战争时期身体受到严重损害，1954年后，袁牧之因病长期离职休养。1978年6月28日，69岁的袁牧之最后一次修改完长篇童话叙事诗《小小环球》，在家突然晕倒，送医院抢救，不幸于6月30日与世长辞。
袁牧之曾涉足舞台，戏剧表演、创作、理论研究样样精通，是杰出的戏剧艺术家；步入影坛，集编、导、演于一身，成为一代电影大师；从事电影行政工作，是杰出的电影事业领导者。这样一位杰出人物出生于宁波，无疑是宁波城市的骄傲。但是对于承载了其出生历史的南门杨家巷1号袁家大院的保护利用，却经历了一波三折。
2008年，袁氏大院列入南塘河历史文化街区一期改造范围，有识之士力促将这座老房子作为名人故居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海曙区城投公司腾退了原来的住户，当年的住户很有觉悟，将袁家人用过的一些日常用品捐给海曙区文物部门收藏，期待故居修复后作为展品展出。2010年底，“海城”公司按“修旧如旧”的原则，对房屋进行了全面的修缮。在北京的袁牧之子女对此也非常关心。然而，2011年，听闻修缮一新的袁牧之故居即将被挪作餐馆之用，海曙区文化部门据理力争，违法装修得以中止，后由宁波城投集团接收管理。
历经波折，耗时十余年，关闭已久的袁牧之故居终于即将向公众开放。令人遗憾的是，如今袁牧之的长女和儿子已过世，惟小女儿健在。作为“中国电影开拓者”之一的袁牧之，他用过的物品大都展陈于北京的中国电影博物馆内，因此，在故居展厅展出的实物较少。
6月16日，记者走进故居，只见整幢房子已完成装修和布展，还挂上了“宁波市党史教育基地”的牌子。一楼除了介绍袁牧之生平之外，有摄影器材和道具展示室，还有放映厅，可播放袁牧之拍摄的经典电影片段；二楼展览介绍了袁牧之在中国电影史上的地位，另有中国电影界“宁波帮”人物简介。
袁牧之故居修缮并对公众开放，将擦亮宁波南塘河历史文化街区的文化底色；人民电影奠基者、一代电影大师的精神将激励后人为祖国的富强而努力工作；对于助推宁波电影事业、电影产业的发展，将产生积极影响。
中国宁波网 朱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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