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感染者跟此前确诊的一家三口没有任何密切接触，前面14天也没出过四川，他是如何被感染的？该感染者在天府机场工作，难道机场出现新传染源？一系列疑问下，看四川流调溯源如何在30多个小时里“破案”。
20多位流调溯源“侦探”、30多个小时紧急“破案”、在126万平方米“顺藤摸瓜”……在与德尔塔病毒的交手中，成都天府国际机场（下称天府机场）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抓毒记”。
一例“意料之外”的感染者
“男，34岁，阳性，成都天府国际机场航站区工作人员”——7月28日凌晨，在四川省疾控中心一间办公室里，一则突如其来的消息，让这几天连轴转、刚准备眯一下的祝小平顿时惊醒。他揉了揉太阳穴，喝了一大口浓茶。
在疾控领域奋战36年，参与过上百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的祝小平，敏锐意识到：“这一次不简单”。
作为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领导小组疾病防控专家组组长，祝小平停顿几秒后，熟练拨出几个号码，了解事情经过。
挂掉电话，祝小平眉间的皱纹更深了——“这个人的感染原因尚不明确”，电话里基层疾控人员的话久久盘旋。
祝小平知道，这群负责新冠病毒流行病学调查的疾控人，在与病毒的多次交手中已锤炼出“火眼金睛”，他们每天抽丝剥茧不放过每一个细节，剖析病例如何感染，精心排查疑似病例，甚至是识破患者隐瞒……而这次，“福尔摩斯”们遇到了一个棘手案例。
祝小平知道，7月27日上午，四川省人民医院刚报告发现3例阳性感染者，是从湖南张家界旅游回来的一家三口，经他带领的团队紧急分析流调溯源，病毒源头明确指向南京禄口机场，而禄口机场的病毒恰是来势汹汹的德尔塔变异毒株。
新报告的这例感染者，则是一家三口确诊后，成都报告的第4例感染者。
疑问扑面而来：这位男士跟此前确诊的一家三口没有密切接触，前面14天也没出过四川，他是如何感染的？
更让祝小平紧张的是：该男士在天府机场工作，难道机场有新传染源？
紧急向上级汇报后，祝小平意识到，不能耽搁，必须以最快速度搞清来龙去脉，因为“病毒也在跟我们赛跑”。
在126万平方米里找“毒”
7月的成都正值盛夏，空气中的热气叠加四川盆地的地形，让来来往往的行人仿佛置身蒸笼，浑身黏糊糊的。
一辆小轿车疾驰在由北往南的天府大道，朝着新开通的天府机场驶去。车上坐着又熬了一整夜的祝小平和他的同事们。大家眼圈红红的，有的已经在车上睡着，祝小平也闭着双眼，但他没有休息，而是在飞速思考。外面炎热躁动，车里十分平静。
天府机场距成都市中心约50公里，航站楼总面积126万平方米，是成都的第二个机场。
今年6月，天府机场正式投运，目前航班尚不算多。
“126万平方米。”祝小平的脑海里不断闪现这个关键词，并由之蹦出一个新难题：如何在这126万平方米里“大海捞针”抓到病毒？
留给祝小平的时间并不充裕，甚至非常紧张——省卫健委的时限是不超过一天半，堪堪30多个小时。
任务重大，四川紧急组建机场流调溯源专班，由祝小平牵头。20多名成员全部是身经百战的流调溯源“干将”，每个人都是“福尔摩斯”。
有了精兵强将，还要看作战策略。凭借多年与病毒“战斗”的经验，祝小平首先召集大家在天府机场现场研判。经过梳理，大家发现，目前掌握的唯一一条线索是：确诊的一家三口7月25日乘飞机降落在天府机场。
于是紧急调出这班飞机降落后的所有监控录像。
查看完录像，大家心头的疑惑更重了——“监控录像显示，确诊的一家三口下飞机后，直接出机场，打车回家了。在机场沿途走过的时间，只有10分钟左右。”祝小平说。
在这关键的10分钟里，被感染的第4例病例还在另一航站楼跟同事开会，双方并无时空交集。
“探案”一时陷入僵局。
如果你是病毒，你怎么传染？
祝小平再次召集大家碰头。“我们让每个人提出自己的思路：如果你是病毒，你怎么传染？”
“从飞机混入”“感染者自己带进来”“确诊的一家三口留下”……几十个设想喷涌而出。大家对每个设想一一讨论、反复研究，终于有了眉目。
“我们讨论发现，有两个看似不相关但实际可能勾连的关键点：一是确诊的一家三口走过的那10分钟；二是第4例感染者的具体工作内容。”祝小平说，第4例感染者的工作主要是在机场巡逻进行安全督查。
大家紧急分工，一组一帧一帧反复查看一家三口录像，记录可能出现问题的现象；另一组由祝小平带队，穿好防护服，再走一遍一家三口走过的路。
从飞机落地、机舱门开启、踏入航站楼，朝着出口方向走……祝小平小心翼翼重复这段路。不过几百米距离，他却走得十分缓慢，一边走一边观察两边所有设施和可能出现的疑点。
垃圾桶、花盆、广告橱窗……突然，前方一台水平电动扶梯引起祝小平的警觉。他的脑海瞬间“喷”出反反复复查看过的一个监控镜头——确诊的小男孩在扶梯上出现过。
祝小平立即走过去踩上扶梯。这时，扶梯自动开始向后移动，他不自觉地要伸手握住旁边的扶手。
扶手！祝小平脑中交织的各种混沌想法突然清晰。
他赶紧跑出去，冲进会议室，让正在查看录像的小组成员寻找“扶手”。
随着鼠标移动，“扶手”在屏幕上出现，时间显示为7月25日晚8时35分，人群陆续从飞机走出，路过那一段水平电动扶梯。这时，扶梯上出现了一个小男孩，就是确诊的孩子。他跑在前面，没戴口罩，正在扶梯入口处等待后面走来的家人，而他的一只手，正握在右手边的扶手上。“屏幕里还出现一声轻微的咳嗽。”
祝小平说，几秒钟后，家长赶上来，带着小男孩匆匆走出机场。人群陆续散去，经过的人没有人再次摸过那段扶手。一直到当晚10时20分左右，当天负责安全巡逻的两位机场工作人员走过那段路，他们一路走一路说，踏上水平电动扶梯后，右手边的男子不自觉地把手放在了右边的扶手上。
找到了！先后摸过同一段扶手——是这两名感染者唯一的共同点。
“破案点”出现，但还需要更有力的证据——真是扶手导致病毒传播吗？
祝小平坦言，当时他压力很大：“这个案例的病毒传染路径的侦破，关系到后续防控措施是否精准。如果不是扶手，就说明天府机场还存在潜藏传染源，机场是人流密集的重点防控场所，防控形势不容乐观。”
很快，一个强有力的证据拿了出来。经过基因测序，证实两名感染者病毒基因高度同源。“也就是说，真的是摸了同一个扶手导致的病毒传播。”
祝小平悬着的心稍稍放下。“这也证实德尔塔病毒传播能力更强，以及机场等重点场所存在防控盲区。”
祝小平介绍，此前对机场的消杀侧重环境和常见物品，这次“破案”发现电动扶梯存在消杀盲点，尤其是电动扶手不断移动，人工消杀很难不留死角，容易留下隐患。天府机场后续没有直接关闭，而是减少航班数量，强化各处环境死角消杀和人员防控。
“吸取这次教训，我省部分公共场所已安装电动扶梯紫外线自动消杀装置，随着扶手移动，可通过紫外线自动杀毒。”祝小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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